爱华网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历史上有哪些人有着鲜为人知、与其名声不符的一面？
弘扬点正能量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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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换一个。石原莞尔
===================以下内容来自：关河五十州《正面抗日战场》================
在明石之后二十年，日本陆军大学终于又出了一个纯军事作战领域的天才。有且仅有一个，自此以后便断了种。这个人就是石原莞尔。
像明石一样，石原也做到了“不拘小节”，坚决贯彻了这种不爱洗澡、不修边幅的怪人传统。
怪人才有怪才，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明石不一样的是，在邋遢这种行为艺术的圈子里，石原表现出了更多更大的创造性。
不洗澡就会浑身长满虱子，这几乎是一定的。别人身上生了虱子，都会恼羞成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石原则不然，他不杀虱子。
当然，从小就在军人窝里长大的石原既无妇人之仁，也不是动物保护组织的成员。他留下虱子只是因为他想出了新的乐子。
这位老兄把抓来的虱子都编了号，喊一声：预备，跑。
然后看哪只虱子领先，哪只虱子落后，奖优罚劣，十分过瘾。
你还别说，这种变态游戏围观的人还挺多。到后来索性开了赌场，大家按号下注，弄得就跟香港人赌马一样热闹。
绘图历来是军校的一门基本功课。好象《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的“孙红雷”就是靠一手绘图手艺考上黄埔军校，并受到教官赏识的。
日本的大小军校也是如此，每周都会要求学生交来绘图作业，允许自由命题。可是有一天军校教官却被一张“自由命题”的绘图给彻底雷倒了。
其实也没画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字说明，看上去就是一根很普通的小棒槌。
题目：我的宝贝。
作者：石原莞尔。
地点：厕所。
时间：某月某日。
原来是石原君自画的宝贝鸡鸡！
基本写实，也许还有一点点夸张。
从此大家便送了石原一个名字：七号。
不解释，你还以为这是搞潜伏的特务代号。其实它指的是日本一家医院的第七号楼，里面住的都是精神病人。大家认为那里特别适合石原去居住。
画图能画到进精神病院的伟大境界，也算古今第一人了。
生活上一塌糊涂，学习上也并不用功，别人都在拼着命，惟独这哥们不当一回事。平时除了捉虱子玩，画自个小鸡鸡外，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闲书。
前面讲过了，日本军校最看重分数，考试压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课又多，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挤时间去看军事以外的书。石原则不一样，他的范围很广，人文地理什么书都涉猎，而且还颇有心得，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有能力搞“理论研究”的基础。
饶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还不止的同学还是考不过他，每次“七号”都是名列前茅。
所谓怪才，通常都是指这样一类人：神经兮兮，死不要好，但脑子都特别好使，好象被外星人点过穴位一样。
明石元二郎这样，石原莞尔也是如此。两个精神病似乎不费什么吹灰之力，都先后考上了正常人挤破脑袋也挤不进去的日本陆军大学。
在当年的校园里，石原君是很有些名气的。
进了陆大，就等于进了高级军官的保险箱，出去混好了都是将军，再差也能弄个大佐当当，所以人人都架势十足，走到哪都爱在腰间挎把腰刀显摆显摆。
其中最拉风的竟然是连穿件衣服都不成体统的石原。
因为他那把刀实在太牛了。就长度而言，比谁家的刀都长出那么一截，能一直拖到地上，属于倭刀之加长版，走到哪都有人追着看。
石原毕业时还得到了另一把更牛的刀。
这就是天皇御赐宝刀。
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具有递进关系。
凡在士官学校毕业成绩进入前五名的学生，可获得天皇赏赐的银怀表一枚。
士官学校毕业后要从军，其中成绩优秀的，经基层锻炼后，可由所在部队推荐报考陆军大学
在陆大，把毕业成绩进入前六名的称为“军刀组”，不仅会得到天皇亲赐的军刀，还可以出国留学。到后期，日本陆军高层几乎被“军刀组”给完全垄断了。那个“皇姑屯”事件后被转入预备役的村冈就曾经是军刀组的一员。
石原那一届，他是军刀组当仁不让的头块牌子，是首席，第一名。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军刀组”是飞黄腾达的代名词，一众人等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升的。
但石原是怪才，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不在此例。
由于他很早开始就恶名远扬，所以尽管是陆大“状元”，却连机关也没能进得去，被军部派到了中国内地，去经历每一个“中国通”都走过的路——“旅游”兼偷画地图。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今后的“黄金档案”——陆大往届生、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
在到关东军任职前，石原已经充分享受了一下“军刀组”特殊的出国待遇，到德国去逛了一圈回来，此时正在日本陆军大学当教官。
河本选择石原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竞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
因为怪才石原莞尔不仅具有同样的疯狂凶悍，更重要的，他还是日军中极少数能把侵华战略讲得头头是道的“思想者”。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首任德国教官梅克尔少校对这部煌煌大著也都讳莫如深。
但是“军刀组”首席石原却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石原也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和美国迟早要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
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
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多。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观点，都来自于石原从“最终战争论”中推导出的“满蒙生命线论”。
按照这个理论，日本如果象以往那样“被动”地维护“满蒙权益”是不够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应该直接拿下，一劳永逸。
“满蒙生命线”理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作为日本“未来的生命线”和后方基地的满蒙（东北和内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预言：
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
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非常的冷静。
作为奇才，一般都不太善于搞人际关系。石原也是如此。
但是欣赏他的人倒也不少。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陆大23期）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永田铁山，当年可算是一个人物。在巴登巴登泡温泉的“四人帮”里面，这位仁兄是和冈村宁次、东条英机肩并肩挨在一起吹过老牛的。
在先前樱会策动的那个“三月事件”里面，永田铁山也“重在参与”了一把。计划流产后，他便把希望放在了石原等关东军的“有为军人”身上。
1931年春天，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发现沈阳城墙比较坚固，一旦攻城还得用上重炮。
回去后就批了个条子，从国内支援两门大炮给关东军。
这两门大炮口径都达到24公分，块头不小，如果堂而皇之运过来，那挑衅打架的姿态就太露骨了。
所以得保密。
大炮首先被拆卸开来，炮身被放进一个好象棺材的大木箱里，然后再搬上船。
为了隐蔽身份，这只装炮的船既不是军舰，也不是货轮，而是一只货真价实的客船。连负责装卸的士兵，都穿上便衣，扮作了船上拖运行李的苦力。
就这么累死累活，神神秘秘地拖到沈阳附近，却发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雷人问题——装不起来。
这时的关东军主要就是负责看守铁路的，并没有炮兵这一军种。大炮运过来后，大家都傻了眼，因为光会拆，不会装。
想从国内调专家过来帮忙吧，又觉得实在丢脸，只好摸索着自己干。但干也没法好好地干，得偷偷摸摸地干。
说出来很搞笑，关东军把装大炮这门活整得像个地下工作一样，主要还不是为了避中国人，而是躲自己人先。
尽管运炮的路上小心了又小心，但日本外务省可不是吃素的，探子到处都是，不知怎么让他们听到了风声。
外务省帮军人擦屁股擦怕了。一听关东军有异动就两眼直冒金花，不知道这帮小子又准备惹什么麻烦出来了。
没有确凿证据又不敢跟军部说，他们只好找借口，三天两头派沈阳领事馆的人去关东军驻地附近转悠，就想从中发现一点关东军的秘密所在。
这下好了，白天就别想把大炮搬出来装了。
“临时技师们”最佳的工作时段是深夜十二点到凌晨三点，一个个都熬得眼睛通红。
一帮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总得有个理由吧。
正式理由是：打井。
就这样，紧赶慢赶，等两门大炮装到好，也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看到地上一个螺丝都不剩了，大家伙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巨晕的事情又发生了——没人会操作。
你别看《集合号》里的“谷子地”连长想冒充炮兵似乎很容易，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炮兵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立兵种，那可绝对是一个纯技术活。普通步兵上去填个炮弹可能没问题，但要瞄准就一准得抓瞎。
再一查这两门看似威风凛凛的大炮，出厂日期竟然能一直追溯到日俄战争年代。
性能那不是一般的差，是非常非常之差。
你还不能怪参谋本部推销伪劣产品，告诉你，这货色在日本国内就算好的了。
一般人都以为日军武器装备好，其实那得看跟谁比。
海军还算可以，因为你有几艘航母，几只驱逐，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加上日本就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当年天皇都捐钱出来买军舰，所以家当称得上丰厚，与海洋霸主老美都有得一拼。
陆军就不行了。
中国的土枪实在太寒蹭，所以都羡慕小日本的三八大盖。
你以为三八大盖真是什么高级货，现代产品？
错，大错特错。
三八大盖可不是1938年制，那是明治38年，也就是1905年，武器专家南部麟次郎的作品！
快三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拿着老祖宗的破玩艺在到处现宝。
后来向老美和老毛子的阵地发起冲锋时，人家端着冲锋枪，就日本兵手里拿着这些擀面杖瞎冲乱撞，结果一个个都被打成了筛子。
日本人要搞新武器，按说既不缺钱，也不缺技术，问题是他们不想搞。
这也是他们最看不起老美的地方。有什么啊。不就有点物质吗。老子们地方小，没物质，但是有精神。
精神万能论。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才会放这种卫星，一衣带水的日本人也会，而且更早更狠。
于是从东京兵工厂拖出来的，就只有这种玩意儿了。因为物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精神来使用它。
石原本人是主张武器先进论的。据说早在一战前，他就预言过军用飞机在战争中将起到的巨大作用，后来甚至还提到过原子弹的威力。
看着这两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石原啼笑皆非。
但既然是领导特意关照给送来的，又费尽周折地装了起来，怎么着也不能提出来退货，只好自我解嘲地对部下说：反正离得很近，也用不着瞄得太准，只要起到吓人的目的就万事大吉了。
真正对石原的惊天行动起到强有力后援作用的，是他的老前辈、“光荣退休”的河本大作。
“皇姑屯事件”结果不圆满，把事情搞砸了的河本很不甘心，退出现役后，这老小子靠山吃山，傍水喝水，到满洲铁路上去混了。
眼看着石原等一帮“后起之秀”在那里折腾来折腾去，他也心痒难耐，自己不能亲身参与，就出钱赞助。石原“满洲行动”的活动经费几乎都是河本一个人掏的腰包。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石原拿了老前辈的钱，却也没忘记吸取老前辈的教训。那就是坏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这回可不是杀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得把东北军统统干灭，由日本人独霸满洲。
为此，他也给自己和关东军投了一个保险，那就是想方设法把日军驻朝鲜军队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
地点选好了，人马配好了，就等东北出事。
“中村事件”一出，石原认为机会来了。
他见外务省没什么动静，就自己起草了一个要求搜寻中村大尉的通知，以关东军名义发至满洲铁路管理局，要求他们进行调查。
事已至此，外务省不敢怠慢，也赶紧作出反应，第二天就命令沈阳领事馆对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提出试探性抗议。
之所以是试探性，是因为到现在为止，领事馆仍然找不出半点有力的真凭实据。
过了两天，石原又想起了那个对他颇为欣赏、还送过来两门重炮的永田长官。于是又急不可耐地给永田铁山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事件的原委，并主张关东军要以“中村事件”为口实，直接武装占领东北。
在信中，他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永哥，咱们动手吧。
天赐良机，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9月15日当天，石原们接到桥本的密电，立刻着了急。
“满蒙行动”不比“皇姑屯事件”，用几个工兵就能解决问题，这是需要动用关东军全部武装的大事，而要组织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有司令官的点头是不行的。
正好这时关东军总部也接到了建川发来的电报，又正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去沈阳视察去了，石原们便成了这份电报的第一收阅者。
看了建川的电报后，班底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按照电文的暗示，立即动手占领沈阳。“满蒙行动”的总策划师石原却担心如果行动过于仓促，会打乱他在时间上的精确安排，以致前功尽弃。
不过最大的担忧还是作为司令官的本庄繁会不会同意他们的提前举事。
毕竟本庄繁不是秘密班底里的人，又负一方责任，关东军的存亡与否都在他手里捏着，做决策自然要慎重得多。
特别糟糕的是，万一他把电报往旁边一搁，来个顺水推舟，接风归接风，沈阳就沈阳，并同意“阻止事变”，那大家两年的辛苦就等于付诸东流了。
为了稳妥起见，几个人把电报扣下不报，一起开了个紧急碰头会，秘密商讨对策。
会上，“断然行动”与“待机而行”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就这么一直讨论来讨论去，一直弄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讨论依然热烈，答案却还是没有。
眼看这样不是办法，会议的主持者板垣便把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
既然是赌，那就照规矩来，看色子究竟朝哪里。
众人事先说好，铅笔往右倒就“待机而行”，往左倒就“断然行动”。
结果，铅笔毫不留情地倒向了右边。
“断然行动”派们傻了。
本指望老天给投个赞成票的，没想到对方不赏脸。
那就只好“待机而行”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人霍地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来了一句：“你们要是不干，那我就一个人干！”
大家都把眼光齐刷刷地扫向这个人，看看究竟是谁这么有种。
参与“满蒙行动”的几个核心人物，官衔从大到小排，分别是板垣、石原、花谷正、今田新太郎。
刚才作慷慨激昂状的就是今田新太郎大尉（陆大37期）。
今田属于刚刚毕业的新生，跟板垣和石原不能比，就是那个花谷正，也比他高了3届。
这么低的资历，要说已经混到大尉就算不错了。如果不是陆大出来的，估计还在下面慢慢爬。
今田可不这么看。
这人本事还是有一点。据说特别擅长剑术，颇有点日本传统的武士情怀。
身上有点本事的人，大多上进心强。今田加入这个秘密行动小组，就是奔着肩上的牌牌去的，做梦都能梦见自己当上了大佐或者少将。
现在忽然行动暂停，等于说美梦要搁浅了，这岂不让他又气又急。
日本人很讲资格。连今田这样的小字辈都站出来表了态，板垣和石原们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豁出去了，那就干吧。
提前十天，定于9月18日晚准时行动。
因为时间无法推后。3天，只有3天，建川能帮同党们争取到的只有3天。
再多，估计建川只能先到新马太旅游一圈再回来了。
几个人简单分了一下工。
板垣负责赶到本溪去迎接建川，并把他带回沈阳交给花谷正，随后坐镇当地，就地指挥整个行动。
石原莞尔呆在旅顺，等本庄繁司令官视察回来，一俟沈阳那边有了动静，便促使其下达关东军全体出动的命令。
今田负责通知执行部队开始行动。
花谷正分配到的活则一如既往地和喝酒有关：不管外面打得怎么热火朝天，只要能把建川灌醉，就是大功一件。
关东军那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这边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对关东军在东北的一举一动，起码南京国民政府还算是警惕的。
日本特务固然厉害，南京的谍报人员却也不都是吃闲饭的。
一直以来，关东军举行进攻东北大演习的情报就没少往张学良的办公室送。连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谍报员也没给漏掉。
但少帅似乎从来没有因此上过心。
莫非他以为东北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而你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５３张之多，少数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５０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的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行贿界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关系。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
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对日本方面的情况完全两眼一抹黑。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可惜，和当时国内大多数政治家一样，张学良对日本军政分离的体制似乎并不了解和熟悉，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军人会如此敢于铤而走险。
他以为搞定政客，就一定搞定了军人。
此举大谬。
不过，退一步说，即使他想到了，也一样没辙。
因为日本军人不是中国军阀，用钱是搞不定的。
另外还有一点比较重要。通常来说，日本的高级军官都比较穷，至少没有中国的高级军官那么阔。
东条英机那算牛了吧。做联队长的时候，部下有急事，向他借钱。他也没有，只好让老婆从家里搜了几件衣服，到当铺去当了钱，再拿回来给部下应急。
穷归穷，但这点你不佩服不行，因为他们的军官就是不收礼。
很可能，张学良对日本政府不会主动动武是有把握的，但他没有料到关东军的少壮军官和他们的政府并不穿一条裤子。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
把接待建川的任务安排给花谷正后，板垣来到了位于沈阳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此时刚好到东京出差，板垣便以代替他值夜班为名，坐镇特务机关办公楼，以便指挥全局行动。
夜暮降临，他发出指令：开始行动。
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
行动部队105人来到柳条湖附近待命，进行所谓的夜间演习。
爆破小组一行8人，假装巡视铁路，扛着炸药来到了预先指定的铁道旁。
指挥者跟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本家，也叫河本。不过这个河本官小，只是一个中尉。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要命的还是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还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而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当年河本弄了一个“皇姑屯事件”，光炸药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只大麻袋装。
现在不需要了，黄色炸药一共用了42包。
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
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块炸不了铁轨，多一块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
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趋逼真，河本还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地把炸药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
由于投资少了，再怎么折腾，跟炸张作霖列车时的壮观还是不能比。好在也不是给别人看的，自己知道就行。
铁轨总算是炸了。
没等河本庆祝成功，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心跳不止的事。
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
河本一口气差点没抽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河本抹了一把冷汗，随即用电话机向沈阳特务机关处报告。
接到报告，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板垣一跃而起，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各部队“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在对着北大营的那两门烂炮呜咽着响了几嗓子后，柳条湖附近的行动部队便在那个做梦都想当少佐的今田大尉的率领下，呐喊着向北大营冲去。
人一个也没多，就这105人。比水浒的108将还少3个。
在他们对面，就是北大营。
里面驻扎的，是所谓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
1万多人，步枪、机枪、大炮样样齐备，听说是东北军的“王牌”部队。
100比1。就算不是精锐，不是“王牌”，围成一圈，踩也能把你踩死。
帐谁都会算。显然，日军105将完全是抱着必死决心往里面闯的。悲观一点的，连遗嘱都准备好了。
抛开立场，我觉得这105将无论如何都能算是好汉。明知必死，还要飞蛾扑火，那真是需要一点不把自己当人，只当炮灰的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等他们闭着眼睛冲进去的时候，一睁眼，才发现情况大出预料之外。
那1万多人不是准备和他们拼杀的勇士，倒像是1万多头待宰的羔羊。
天照大神啊，是你在保佑我们吗？
接下来便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
1百多人追杀1万多人，而且追得荡气回肠，毫无顾忌。
都是军人，还号称“精锐”，对方不过是看看铁路的守备队（并非后来出动的仙台师团），当兵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军那里没人指挥。
此时，北大营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竟然不在营内。
哪里去了？
既非开会，也不是汇报工作，而是找乐子去了。
旅长不在，不是还有团长吗？
三个团长，一个都不在。
去了哪里？
也是找乐子去了。
幸好还有一个负责的。只是这个负责的等于不负责，因为据说他不会打仗。
这位的职务是旅参谋长。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上去的。参谋长不会打仗，也算世间一奇。
不会打仗但会打电话，赶紧请示更大的参谋长——负留守责任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
火烧眉毛的关头，居然还能想到请示领导，这参谋倒也没白当。
荣臻那两天正在给他老爷子办寿诞，忙得晕晕乎乎，电话打过去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先用张学良前一阵给他的类似外交辞令的指示应付一下：暂时不允许抵抗，等待命令。
然后赶紧打电话请示北平的张少帅。
住在北平的张学良夜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像他的七旅将官一样，这么晚了还在找乐子。
他在看梅艳芳的《宇宙锋》。
得知这一情况，赶紧从戏院跑出来，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挑衅目的何在的判断。
张学良的看法，是关东军只不过仿效当年的苏联远东红军，想通过一场局部战争来要求更多的南满特权。
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要求南满特权，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战争无非就是推动谈判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那就关系到端东北军的老窝了。张学良不是二傻子。出来混靠什么，一靠部队，二靠地盘，而部队又得靠地盘提供给养，如果没了地盘，他张学良和东北军还靠什么立足？
所以，前者可不必抵抗，而后者则非抵抗不可。
张学良选择的是前者。
可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东路事件”和中苏同江战役给张学良以及他的东北军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1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张学良的想法，关东军的实力比苏联的远东红军还要强（实际并非如此），如果东北军独自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当初，跟苏联人打，他还曾指望过中央军能帮忙，可结果中央军连个照面也没打。眼下如果和关东军大打出手，就更没法动这个心思了。
因为眼下，革命政府不是一个，是两个，南京有，广州也有。广州的那个还想打南京呢。此外，中央军还得分出力量到江西去和红军作战。这种情况下，就算老蒋是他张学良的亲哥哥，恐怕也爱莫能助了。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他给荣臻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七旅那个参谋长那里，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这一番茶话会开下来，北大营的东北军已经在地上躺了一大堆。
官僚主义搞到这份上，也真是古今无二，丢脸算是丢到家了。
回过头来看，这些“抵抗”、“不抵抗”的问答其实也都是在扯犊子。
北大营的士兵们，这种情景下，你们需要请示汇报吗？
人家剌刀都顶到胸口这里了，第一反应就是哪怕赤手空拳也得夺下他的白刃，不然还能叫当兵的？！
你人多啊。1万多人好吧。日本兵就算是浑身长剌的八脚怪物，也只不过就1百来号。
难怪自此之后，东北军的士兵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耻辱啊。
得到荣臻的指示，七旅官兵如遇大赦，推倒营房后墙，跑了。
此时，日本沈阳领事馆的领事森岛，听到外面又是爆炸又是放炮又是打枪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四处打听。
一打听下来，原来是日军在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通知我？
事情紧急，领事先生也顾不得流弹危险，慌忙赶到沈阳特务机关处。在那里，他见到了正忙于向四处发号施令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
为什么要攻击沈阳的张学良部队？是谁下的进攻命令？
板垣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张学良部队破坏南满铁路，所以关东军必须反击。
至于进攻命令嘛。板垣冷冷地看了森岛一眼：是我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的。
森岛领事见状，试图劝板垣保持克制，以便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事端。
板垣却已扭过头去，再也不理踩这个可怜的老夫子了。
森岛还想再说什么，一旁的一名关东军军官已经拔出了刀，喝道：“你这个国贼，到底想要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人身威胁了。
领事无奈，只好退出，跑回他的领事馆装聋作哑去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是秘密班底的人，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儿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的大部分，驻沈阳的仙台师团所属步兵联队也向沈阳发起了进攻。
那意思，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们要干到底了。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闭目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对围在他身边的石原和参谋们说：这件事由我担责，干吧!
至此，关东军开始发动全线进攻。
十五年战争开始了（1931-1945）。
这是日本史学界对抗战的叫法，指的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开始算，一直到1945年结束。
中国学界一般的划分方法则是从芦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宣战起计算，即自1937年到1945年，一共八年，称为八年抗战。
而我自己，对此有一个完全个人的意见，叫做前八年，后八年。
前八年，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到1936年。
后八年，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45年。
之所以我要坚持前八年，是因为从那时候起，日本就加快了它攫守“帝国权益”甚至全面侵吞东北的进程，而中国人（范围为全体国民）也已经为着维护属于自己的国家权益，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乃至流血牺牲。
凭心而论，从“九一八”的枪声打响的那一刻起，张学良在东北的战略判断和决策已经错得一塌糊涂了，而且他谁都怪不了，只能怪他自己。
毕竟这东北是他老张家传下来的江山（改旗易帜后也只是名义上算南京政府和老蒋的）。你不当心，难道还让别人给你当心？
此次日军对东北闪击战的成功，除了石原“满蒙行动”计划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日军进攻战术娴熟外，与张学良平时疏于防范，紧急情况下判断失误，一味保存实力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过到现在为止，他还并没有全输，在东北，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还有足够的翻盘机会。
不到最后一刻，说谁赢谁输都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前面张学良对日军行动的误判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错。老练如斯大林，直到德军进攻前夜，不是还相信过德国人一定不会打他的莫斯科吗？
只是你不能一错到底。
这时，日军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目的不是南满特权的多少，而是要占领东北全境。
不抵抗已经毫无意义。
张学良此时要做的就是赶紧调整战略，命令部队立即就地抵抗，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能拖一日就好过一日。
而且此时东北军精锐并未遭到根本性削弱，关内关外的加在一起，仍然大大超过关东军，完全有集中力量进行大反击的本钱和实力。
从对手一方来看，虽然表面上日本一时得势，其实那只是军事上的暂时胜利。离成功还远着呢。
且不说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必然会引起国际干涉，仅就关东军而言，必须在占领的土地上分兵驻扎，军事行动上也不再具有任何闪击的效果，这在无形中就必然会使其由战略主动走向被动。
一旦号令三军，让东北军再拼着老命杀回来，还真够日本人喝一壶的。
可惜张少帅学良没有这么做。
他还是选择了那个让他倒霉到底的驼鸟战术——不抵抗。
19日清晨，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实际上是东北军奉命“突围”了），同时沈阳城也被占领。
都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此前关东军对北大营和沈阳城进行了多次攻击演习，谁也没想到实战比演习容易多了。
原因与那条“不抵抗”的命令自然是难以分开的。
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率先化装逃出，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是个文官，连枪也不会开，见到日本人动了真格的，吓得连跑都找不着方向，结果被日军逮个正着。
领导如此表现，下面的东北军各部队也有样学样，大部分都选择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就扔下辎重装备，不顾一切地各自“突围”了。
“突围”到哪里去呢，跑到锦州和山海关，窝在那里，然后继续等待上级命令。
沈阳的所有重要军事和民用目标全部被日军接收，连张学良的家都让关东军给抄了。
最惨的是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也归了日本人。日军高高兴兴地接收了飞机场上的约110架飞机。这下子，所谓的东北空军一弹未发，继东北海军之后，也算全军覆没了。
全世界都震惊了。
不仅震惊于日本这黄皮猴子竟能如此胆大妄为，还震惊于东北军的如此不作为。
要知道，当年满清总算够腐败无能了吧。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还是拼到了不能打为止。
最近的北伐军“济南事件”、中苏同江战役，虽然也无一例外地败了，不过也舞刀弄枪地上去比划了两下。
只有此次“九一八”，谁也没想到东北军会完全不作抵抗就全军逃跑。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在日军猛攻沈阳的同一天，驻长春的步兵第4联队开始奉命进攻长春。
现在大家都明着来了，也不算偷袭，而且长春的东北守军不仅人数占有优势，武器也一级棒——列队野炮都有长长的好几排。
不过真打起来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日军的战术是各个击破，先打抱着一堆大炮睡大觉的炮兵，结果以伤亡很小的代价就把这帮人给赶跑了。
火力最猛的都跑了，其它各支部队也是跑路的路跑，缴械的缴械，总之是菜的不能想像。
只用了一天时间，长春也落入敌手。
吉林省的重镇还剩下一个吉林市，这是吉林省的省政府所在地。
但吉林市是不用打的。
不用打的意思，是日本人只要坐在家里等人献宝就可以了。
献宝的人叫熙洽。
你一定看出这姓氏有点古怪。没错，这不是汉人的姓。
熙洽是满族人，还是皇族，NN年前是属于格格阿哥一类的人物。
他现在是吉林主帅。
原来的吉林主帅不是他，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老好人”张作相。
对于张学良治下的东北将帅，有一个现象我们现在应该非常熟悉，那就是主帅通常都不在岗。
不过可别冤枉了张老，他可不是跑哪里找乐子去了。人家是正正经经到锦州西郊给父亲办丧事去的。
说起来，这位张老也真够窝囊的。以前大家等他接帅印吧，正好要去给老妈服丧，这回让他负将责吧，偏巧老爸又倒下去了。
张作相不在，他的吉林省主席一职便由过气的满清阿哥熙洽代理。
熙阿哥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日军第2师团（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陆大第21期）有师生关系。
这个多门二郎还是有点牛皮可以吹吹的，因为他不仅做过士官学校的教官，还曾经是陆军大学的校长。
“九一八”时的陆大新锐们虽然志比天高，但当参谋还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这倒不全是能力问题，主要还是得熬——熬资历。
比如说本庄繁，陆大19期的，日俄战争时代的毕业生，人家就做到司令了。
但熬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如果你既无时间，又无耐心，那就只好像石原板垣们那样铤而走险一把了。
这个时候，同中原大战前后，能替蒋校长独挡一面的大多是黄埔教官一样，唱大戏主要还是靠多门校长这样的老戏骨。
按理说，这师生归师生，钢刀归钢刀。可熙洽不，他一枪未放，就以中国学生的身份去拜见他的日本老师了。
日军也就高高兴兴、不费一枪一弹地开进了吉林。
至此，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尽陷敌手。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老蒋还在江西湖口的军舰上，对东北的突发事件毫不知情。第二天中午下舰后，他才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出事了。
但上海的消息，又是从东京消息转引过来的。上面只说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其它不详，所以这位国民政府主席并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他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除询问详情外，还让他做好对外宣传，尤其是要辟谣。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这件事真是你干的，也打死不能承认。
等收到张学良复电，老蒋才知道东北的那档子事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范围。
和老蒋一样，日本内阁首相若榇对“九一八”事变也感到十分吃惊。
这天早上，他接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打来的电话。
南次郎向他报告了一个足以令他头皮发胀的消息：昨天晚上，关东军与中国的东北军打了起来，目前已占领了沈阳。
按照关东军提供的情况，是东北军先动的手。
若榇知道事态严重，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下达相关指示。
南次郎以陆军省的名义发了一通指示，责令关东军立即停止进军。
没人理他。
就算石头扔进河里，还能泛个浪花出来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这厮是干什么吃的？他在哪里？
建川人就在沈阳。现在他酒已经醒了。
至于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谁也说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位仁兄的老爸据说还是一位大法师，画符念咒那是伸手就来，属于搞迷信和诈骗活动的行家里手。
有了这点遗传基因，如果说他是假装醉酒，我也不会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没法回去交差。
一问，原来事情已经闹完，连沈阳都被攻下来了。
正合我意。
不过为了顾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还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两句嘴，然后算是完成任务，坐上飞机回东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托人算是托了个王伯伯。
若榇不支持，军部支持。
就在若榇拉着他那个更没用的陆相，想劝关东军止步的时候，军部内部也召开了一个讨论相同内容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果却大相径庭，不仅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宜的”，而且还决定向东北继续增兵。
与此同时，若榇还得到了一个更让他犯晕的消息：驻朝日军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已跨过鸭绿红进入了东北境内。
对于这样极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丢分的莽撞举动，内阁首相愣是连知会一声的面子都没能得到。
把个若榇气得直翻白眼珠，却又无可奈何。
内阁之所以不同意把东北的事情闹大，当然并不是为中国人着想，而是为他们本国考虑。
有时候，内阁和军人的关系，就好象日本家庭里的那一对对夫妻。
在外面混的可以满嘴八格牙鲁，胡吃海喝玩女人，怎么爽怎么来。
守在家里的那位却得整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发愁。
因为那时日本境况着实不妙。
志大才疏的滨口内阁没等把日本国的一只脚从泥淖里拔出来，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等到若榇上来，想拔已经有心无力。
日本到底有几斤几两，只有内阁这些过日子的人才能惦得出来。
作为一个蕞尔小国，资源短缺性国家，日本无论是原材料还是粮食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严重依赖进口。
内部已经危机重重，如果再被国际孤立，后果将极其严重：缺了粮食，没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没法搞工业，自然更无法驱动它的战争机器。
就算对中国这个一贫如洗的穷邻居，它也不是一无所求。
因为日本唯一的优势就是生产和出口商品，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
得罪了这个大客户，你的商品再好，又卖给谁去？
在若榇看来，关东军在东北干的这些事得不偿失，无异于让日本国的另一只脚也陷入了烂泥之中。
可这些东西没法说，一说就是“软弱”和“无能”。更何况就是说了，军部和关东军也只当你是在放屁，甚至听烦了还会拔刀相向。
跟他的日本同行一样，此时老蒋也快被这个谁也料想不到的“九一八”给逼到了绝境。
===================以上内容来自：关河五十州《正面抗日战场》================
作为9.18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被写的臭名昭著。
实际上从长城抗战开始以后，日本陆军总部开始筹划占领整个中国，石原莞尔是坚决反对的。
再后来，由于与东条英机的意见相左，石原莞尔被陆军部长期雪藏、封杀。直到战争结束，石原是一直被边缘化的。
作为9.18是事变的核心人物，石原的策略是长期占领东北，积累力量，向西与德国合拢，一起吃掉苏联，继而再兵合一处南下。如果这个战略得到认可和执行，今天世界的格局是会发生很大变化的。
正因为9.18事变的成功，极大的刺激了陆军的少壮派，石原被封为偶像，大家争相效仿，都想搞个大新闻出来，导致了对华战争的全面爆发。（9.18当晚日军仅有100多人，就轻松占领了沈阳的北大营，这是石原所没有料到的。之所以如此轻松，说是因为张学良的不抵抗有点扯，实际情况是当晚东北军的指挥官根本不在军营，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迅速溃败。张学良当晚正在北京的戏园子看戏。）
9.18事变中，石原的搭档是板垣征四郎。但是后期，板垣青云直上成为军事主官，石原这个陆大次席成了摆设，尽管也授了中将军衔。
9.18事变的主要资助者中，有一个日本浪人，对石原和板垣崇拜的五体投地，于是他给自己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各拿了二人一个字，叫做：小泽征尔！没错，就是那个指挥家！
石原最大的爱好是摄影，今天存世的9.18事变的照片，大多数都是石原拍摄的。
石原最大的遗憾是，作为9.18事变的始作俑者，却没有能够成为战犯。
由于石原莞尔在关东时曾被自己所配军刀捅中裆部，导致尿道口撕裂，长期尿血引发膀胱癌。1949年8月15日，石原莞尔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战争的结局证明，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最优秀的将军和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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