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怎么看沈从文 49 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爱华网

中文系学生应该是知道和读过《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下简称《现代》）、《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下简称《当代》）。
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里面正好是涉及到了沈从文的。
在《现代》里，对这位“京派”文学代表的“湘西歌者”动用了一章的篇幅，是可见其重要的。在《当代》里，他已是无弦之矢，在历史长河中是渺小的、是波澜中的一朵，被历史描述时也是轻轻一笔。但两本著作里都可感受一种遗憾和惋惜，当然不只对他一人。
《现代》第十三章专门讲述沈从文，篇幅不小。就问题而言，著者是从文学理想的角度加以解释的：不进入革命性改造中国的一途，而主张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沈从文离开30年代主流文学的道路，就是这样形成的。此种文化理想面对当时中国现实生活不得兑现，因它主要是从乡村中国产生，是由世俗的世界，由沉沦的地区来观察世界的。它能从一个角度说明民族沉沦的根由，却无法化为实际的文化改革行为。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于被当时现实所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或许是由于著作叙述的历史范畴的缘故，著者并未对沈从文之后不再创作做详细的解释，以上算一种供人解读的角度。
而《当代》中，虽然沈从文已成为在左翼文学坐上主流宝座下众多被风流云散的文学流派中的微弱的一份子，直接关于他的叙述也很有限，但却仍可窥见其黯然的缘由，读起来令人唏嘘。《当代》在第二章·四·作家的整体性更迭中写道：在40年代一些活跃作家的“边缘化”，大致有这几种情况：一种情形是，一部分作家的写作“权利”在当代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作家”身上。沈从文受到批判，被排斥于第一次文代会之外，他任教的大学不再聘用，后来转而从事文物研究。钱钟书继续小说创作的愿望也难以实现，而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师陀等的写作，也受到很大限制。活跃于40年代的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王辛笛等，受到有意的冷落而“自动消失”。这些文学创作上受到各种限制的作家，在当代往往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担任大学教职。这表明在当代，比较起来，文学部门（作家协会等）和文学写作，是更重要、敏感的“意识形态”区域，也表明大学、研究机构与文学界的关系发生的调整。随着“自由主义”的，“京派”作家在当代出现的颓势，现代中国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重要关联的情况受到很大削弱。另一种情形是“中心作家”边缘化，一些作家清醒地意识到在文学观念、生活经验、艺术方法上与当代文学规范的距离，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期望适应、追赶时势而跨上新的台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冯志、艾青、臧克家、夏衍、田汉、张天翼、周立波、沙汀、艾芜、卞之琳、骆宾基等）想通过学习、通过熟悉“新生活”，来把握新的表现对象和新的艺术方法，以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但大多数，与“文艺新方向”所规定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难以协调的状态。……“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当代的“流失”，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学运动中的罹难者。这些作家不仅有来自国统区的，也有来自解放区的。主要有胡风、路翎、鲁藜、牛汉、绿原、吕荧、冯雪峰、艾青、丁玲、萧乾、萧军、吴祖光、李长之、穆旦、徐懋庸、施蛰存、傅雷等。
著者在接下来的几章便着重叙述左翼文学特定的文学模式是如何取得绝对支配地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艺整风、频繁的批判运动、文革）以及在文学的“转折”中夭折和隐匿的作家流派、作家群，主要创作体裁（诗歌、小说、散文、话剧）的困境和突破。
话归主题，沈从文作为“京派”代表作家，在40年底后期是被称作“自由主义作家”群体中的一员，他们认为，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宗教的奴隶，作家应忠于艺术，坚持“独立的识见”，创作出“受得住岁月熏陶的优秀作品”。沈从文也不是轻易说狗带的，他曾经斥责左翼文学是政府裁判外的另一种“一尊独占”，不过，后来的事也不必细说了。
在《当代》另外一处直接关于沈从文的叙述是在第六张的开头：……沈从文的文学生涯受到重大挫折，虽说也不是就失去写小说的“权利”，不过考虑到自己的文学理想难以实现，也不想做出折衷性的处理，便专注于文物和古代服饰的研究。（这里引出一本书籍《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
综上而述，不过是个人与时势抵触之下无奈之举，不过我们是不能完全排除他老调子唱完的可能。
本来原题以作结，但还是想把这时势解释一下。梁启超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毛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伟大的导师”，这确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各国历代君王是无一人做到的，与之匹敌的也就希特勒和斯大林了。其实整风运动是由来已久的，也是由小到大点线面慢慢铺开的，从一点是可以看出毛的雄才大略的，“文革”是有计划稳扎稳打的策略结果，中间过场较之都算浮云了。近来读到吴小龙《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再录一段：“五四”与“文革”，一为自由思考而作的选择，一为几经洗脑后的奉命造反，两者岂可同日而语！然而，历史又是复杂而矛盾的。从这两个时期人们如醉如狂地发表的那些许多言论中可以看到，两者间不幸又确实有许多心态、逻辑和思想方法上的相似之处：追求理想的真诚和义无反顾，自信真理在手的豪迈和坚定，对过去、对一切不同观点的严厉和决绝，断不容反对者置喙的专断，为实现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社会不惜任何代价的英勇和残酷……这些，在相距近半个世纪的“五四”和“文革”中都有过淋漓尽致的表现。“五四”时的一些东西，以一种更为革命话语所扭曲的形式影响于四五十年后的学生，也以一种个人体验中的积淀影响着毛，又通过这位雄才大略的个人影响于民族。当然，我还得说，两者的思想资源、思想背景、思想自由程度、思想认同体系都是不同的，因而历史意义也迥异。（《随笔佳作》续编·下册，花城出版社，整段搜索可出现）
许多事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文中就提到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关于“新村运动”的构想的热烈讨论中、宗白华的几项提议和毛后来“五七指示”的惊人相似，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思想导流，李璜的“全民皆兵”和“纸老虎”的说法等。许多青年时的理想乃至梦想都经沉淀、酝酿、进而适时的爆发了。当然，对毛的评价早已有政治正确的说辞，不用赘述。
回到文学领域，其实想沈从文这样保有初衷、做过抵抗、而可全身而退的是很幸运的。当然，江郎才尽也好，明哲保身也罢，沈从文之后总还是有重要贡献的，这也是我反对很多调侃性质的回答的原因。大学时读过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很难让我相信出自同一人之手，可见改造之深。
鲁迅说中国有“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也有两者都不是的，却是很不多见，五四那一批算出现了一些，沈从文可算是当中一个吧，有些理想是那么孤独和薄弱。
但是，即使有政治左右，20世纪下半叶仍有许多优秀的作品，直至今日小说发展势头不减。我唯一感到可惜的是，中国的诗歌好像入了绝境，古诗不写了也写不出了，新诗又不像诗，当今文学作品早不是什么“生活的教科书”了，没有什么作品可以引起轩然大波了，但政治放了手，市场没有，全是小说的文学时代多少有点单一。
我也浏览了一下其他的答案，有人竟大言不惭侃侃而谈，还竟问知道焦菊隐是谁吗？问这种话咋不上天呢，关于老舍的《茶馆》，《当代》确有叙述：作品后半部分，人物刻画与情节设计，显露了某些与第一幕并不完全协调的地方。《茶馆》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北京人艺一代卓越艺术家（导演焦菊隐、夏淳、演员于是之、郑榕、黄宗洛、英若诚等），对确立该剧当代的“经典”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我的稿子写得不好，别人帮我提提建议修改了一下，这稿子就不能算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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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记得刚到的时候，关于文学的、语言的、历史的，提问讨论的是很少的，现在出现了许多，可大多数关心的却是八卦、娱乐的历史。扒历史长河的裤子是很费力却可能不讨好的事情，前人费力做了，出本书还要“春秋笔法”，希望想了解更多的，就多读书吧，环境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只能提供一个个片面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大多也是从片面的书籍和生活里抽取的，你过不了别人的生活，但可以去读别人读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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