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若论学历，沈先生只有小学程度，但以小学毕业最后能成为一代文学宗师，天分和悟性不可谓不高。
最先接触沈先生是读他的《边城》，文字流动而不凝固，如水般兼具灵性和美感。后来逐渐深入了解，才发现沈先生文如其人，纯粹通透，豁达有趣。
看他写的传记，童年时的他，十分有趣。孩提时期，酷爱逃学。喜欢逃学去看这大千世界，领略微妙的光、稀奇的色。看人磨豆浆、做香、下棋、打拳.....他就欢喜看这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逃学失败被罚，跪于房中一隅，心中仍挂念着各种美好动人的事物，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刺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想着想着，就会把处罚的痛苦忘掉。心里想着日月星辰、山川湖泊、清风白云、明月夜、白月光，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无趣，沈先生的少年心，就如此澄澈透明，一如他生活的湘西小镇。
沈先生的童年是丰富绰约的，正因他的顽皮不羁、对自由的向往，才造就了他与大自然如此之近的接触，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受到了大自然的触发，也影响了他日后的写作风格。借用他在自传中写过的一句话：“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后来的他，那个向往自由，渴望遇到各种新奇事物，渴望习得各种知识的他，最终离开了家乡。
二十岁左右，他厌倦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北上，只身谋求发展，遇到了郁达夫、徐志摩等人，成为一生挚友。那时的他，不舍昼夜地奋笔疾书，只为吃饱饭，不要再饿肚子。在大城市闯荡，使他深深体味到了生活的艰难悲凉与人生百态。20年代末期，徐志摩推荐他去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此时正逢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主张中国公学兼容并包，聘请教授不分派系，更不讲究资格，颇有蔡元培的风范，胡适聘请了他当讲师，这才算是他第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他初次试讲，大概只有一二十名学生选了他的课，但他第一天上课时，却发现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人，满满荡荡的。这景象出乎他的意料，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他很是紧张，站在讲台上十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突然，他惊叫一声：“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
哈哈，先生真是可爱的很啊。
后来，沈先生在邂逅了灼灼其华的张兆和，张兆和在中国公学读书，是他的学生。他见她的第一面时就喜欢上了，于是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情书一封一封的写。这些情书又冗长又热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句：“我不但想得到你的灵魂，还想得到你的身体。”张兆和不堪其扰，拿着这些信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她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胡适看了看信，笑了笑说：“沈从文先生顽固地爱你！”谁料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可沈先生似乎不管这些，依旧笔耕不辍地写着他的情书。在他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下，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最后这个顽固执着的年轻作家，完全是凭着一股子韧劲，经过四年的努力，将张兆和追到了手。
1933年初，沈先生写信给大学毕业赋闲在家的张兆和，信里婉转请求兆和的二姐允和代为向兆和父母提亲，并说如果同意了，就让我早些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等父母同意自己婚事后，张兆和立即拍电报发给沈先生：“乡下人，喝甜酒吧。”这句话看似简单细细品来却别有一番韵味，显得清纯又可爱，一如他们的爱情。
先生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先生做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结束。当时沈从文先生一家住在昆明的乡下，听到这个消息后，先生喜极而泣，热泪盈眶。
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1948年以后，沈先生倒了大霉。那时的他，已经感觉到异常，他于1948年12月7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写到：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
风雨终于还是来了，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斥责他是专门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有“左翼”作家攻击他“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
北大教授这下是不能当了，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打杂，抄卡片，做讲解员，文学活动就此终止。张兆和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肝胆与共。
1949年以前，先生是小说家，写了那么多优美的随笔和散发着诗性的小说。1949年以后，他把自己分裂成了两半，一半在这世上艰难的存活着，一半在认真的撰写着一本厚重的书《中国古代服装研究》。而这本书，至今仍然是典范。后来，他的生存环境愈发恶劣。
他曾用刮脸刀片割颈动脉，卷入文革、八次抄家，历经无数次无休止的检查、无休止的批斗。但仍然拥有沉默和意志，呕心沥血写出来了《唐宋铜镜》《中国的瓷器》《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大量学术著作，著名作家转变为文物学家。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在研究中国服饰时，帮助数名学生写作，凡事亲力亲为。亲自替学生寄信寄稿子。稿子发表后，他一个个前往学生家将稿费送到学生手中。先生如此高风亮节，却屡屡遭人陷害暗算，几次精神失常，历经数次自杀。想想就让人唏嘘不已。
晚年时期的他，仍然坚持写作，但舍不得用好纸写字，便用糊窗户的纸写字。糊窗户的纸一张只有三分钱，先生便豁达大笑，说道我的字只值三分钱。如此真实而纯粹的作家，中国现在有几个？
他平生收集了众多文物，服饰、漆器、瓷器.....去世前全都一件不留地捐给了博物馆。连收条都不要一个，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先生也做到了。
在此附上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汪曾祺先生回忆自己老师时写下的片段：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摘自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沈从文选集》。他在信中感概道：“我实在是个过了时的人。目下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员，或四十岁以上的大学教授，还略略知道沈从文是个什么人，做过些什么东西，至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因为我写的都是大家一时用不着的，等到大家需要时，我可能已不存在了。”
文革开始后，沈先生没有躲过这场浩劫。面对满墙对他进行批斗的大字报，他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GCD说我是反G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该往哪儿去呢？”让沈从文最为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1962年，范曾作为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范画了一个屈原像，沈从文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从文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时值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从文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朋友家，气得双眼通红，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上述这段话部分节选自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
对此，范曾后来承认到：“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思及此，总是一阵阵愧疚。”
60年代时，沈先生和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有了交集。据周汝昌先生事后回忆：“我与沈从文先生，平生只有一面之缘，但60年代事涉曹雪芹、《红楼梦》之际，我们却颇有一些文字因缘。这些经过知者无几，恐遂湮没，应当一记，乃作此文。 沈先生的文名，我在中学时略有所知，其他是谈不到的。没想到后来还有了交往。 那是1962年吧，国家要隆重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紧张展开大规模准备工作，文化部组织几个科研、文化、出版各界的人士常驻故宫文华殿，是为筹备办公处。阿英、黄苗子等是“常务”工作者，临时走动的人还很多。我是应邀常去开会的人......他给我的印象令人喜悦愉快。还记得他和恩裕兄一样，手臂里夹着一个黑皮包———那时尚无后来的带提把式的人造品，都是黑亮的真皮包，是高级文化人如教授等不可少的（上课、上班）必用物。沈先生的发言都说了些什么？今竟失忆（其实连我自己说的什么也一句不记得了）。只记得讨论的主题是雪芹画像要表现出“十气”———英气、才气、傲气、狂气.....大家都笑说：这太难为画家了！一张画怎么能表出这么多的“气”？ .....还有一件有趣之事：沈注中说妙玉庵中茶具诸古玩中有“点犀”，是用“心有灵犀一点通”之诗句，以为妙笔。我和他争论：雪芹原文是“杏犀”（众古抄本一致无歧），杏是上品犀角的佳色。而“点犀”是高鹗的妄篡，为了“暗示”妙玉与宝玉之间的“关系”，是十足的俗笔，断不可取。 沈先生不以为然。对次，我们也有不同理解，此不赘述......
我所以叙此旧情，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经此“争议”，种种微妙历程，而沈先生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 这样的学者，是真学者。我一直挂念，他那部红楼注稿卷帙可观，后来怎么样了？ 是否逃过浩劫？为何未见出版？我谨以拙文，对沈先生敬志悼念。 ”
此处附上一封沈从文先生写给周汝昌先生谈红楼“杏犀”质疑的信：
汝昌同志：得拜读尊文，甚佩卓见。瓟器举例实不胜举，因为随手可拾的”一箪食一瓢饮“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举瓟尊以相属“例子即甚多（而且事实上有些古代陶器和铜器，且有可能就先是从瓜类容器得到启发做成的）。这类玩意儿实物也过手过，但和《红楼梦》所说却不相干。因为不外两种形制：一即原始性如李铁拐所背的，二即单柄葫芦一打两开，旁镶银铜边缘，加薄银胎，柄部还加一环，适宜佩带随身取水饮酒的。椰子瓢也有此式。至于范成尊斝卣爵形象，早也可能到宋《博古图》、《三礼图》刻印以后，但到今为止，并无实物可见。至于明清器，则故宫有现成物甚多，此外我也经手收买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你说的”杏犀 “，在版本上我无知识，如果本来实作”杏“字，释为性蹊跷倒近理。而把两物暗指钗黛，我也有同感，并且曹雪芹写作这类文字，与其说是深刻讥讽，还不如说是一种幽默--讥讽中有幽默。近一点，可以说从《金瓶梅》西门庆款待番僧安排的菜蔬名目得到启示，远一点汉人的”子虚公“、”乌有先生“、”安期生“，即早开其端！但”杏犀“名目殊可疑。因为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如有这个抄本，恐不会早于曹雪芹时代太远。至于” “，若从谐声虚说，即不必追究它是高是矮。如从实说，大致还应是高足器。一、事实上只有这种高足犀角饮器，可还从未见有似钵而小的犀角饮器。二、从字义说，高足铜鼎为”矫鼎“；高脚木马名”高“；桥字本身也和隆耸不可分。以类例言，还是高足器皿为合。至于其他如成窑杯，雕填漆盘，多是常见实物。但也有一点重要，即成窑杯在晚明即十分值钱，一对值百银子。清康雍多仿作，玩瓷的多知识。妙玉因刘姥姥一用即听宝玉送人，这里可说附会为”假的珍贵古董“，也不妨说只是形容宝玉为媚妙玉而不在意挥霍为合，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沈从文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过后，“沈从文”这个名字又重新被人提起。有人和先生调侃道：“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此，先生宠辱不惊，面对所有人对恭维，先生泛不起任何波澜，他轻轻地摆摆手道：“那都是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不过是个出土文物罢了。”
先生晚年像个孩子，喜欢放声大笑，爽朗至极。只有看破一切世事，放下一切虚无的东西的人才会这样吧。心如明镜，眼神纯洁干净。
1985年，有记者采访先生。一位记者采访间，提起了当年文革时先生打扫女厕所的事儿，先生一直都微笑着，说他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尽心尽责，连缝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给抠了出来，说到这里，有些自豪地说，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呢。此时，一位年轻的记者上前拥住他的肩膀，对着他轻轻地说道：“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不料，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闻言号啕大哭起来，像个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不停地哭，泣不成声。
后来，我读屠格涅夫，在《雅可夫·白辛可夫》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你这不重实际的人，心地单纯的理想家呵……在一切讲究实际的人心目中，你永远是不可理解的，甚至现在对你的幽灵，他们还是要不免加以嘲笑。其实，你尽管遭遇不好，被人奚落，但你那不幸的，毫无野心的一生却充满纯洁的快乐—但愿上帝让那些人也尝一尝这种快乐的滋味吧，哪怕只能尝到百分之一也好。”
不禁想起了沈从文先生和他的种种遭遇。
晚年时期的先生回到家乡时，竟然听到家乡正在唱傩戏。这是一种流传下来的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会唱了。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弹唱之间，颇具古风。先生听到后，不停地呢喃道：“这是楚声！这是楚声！”并动情地流泪满面，沾湿了衣襟。
二十八年前的五月十日，沈从文先生离世。弥留之际，家人问他还有没有什么遗言。他说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说罢便去了。
先生的葬礼，一切从简，出席葬礼的都是些亲朋好友。葬礼上没有人佩戴白花。汪曾祺老先生是他的弟子，说每个人发了一支半开的月季。葬礼上并没有奏哀乐，放的音乐是先生生前最爱听的贝多芬的《悲怆》。
汪老先生这样写道：“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这样的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
后来我读《沈从文自传》，想起了我读的先生的第一本书《边城》，也不禁失声痛哭。他去了，再也没有人能写出《边城》这样的文字了，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唯有他呀，唯有他呀！
先生一生曾获两次诺奖提名，可惜擦肩而过。最后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享年八十六岁。如果先生晚去世半年，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4年我前往凤凰，只为看望沈从文先生。先生生前有个愿望，就是死后回归故里，守护着家乡。1992年，先生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来到了家乡古城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清山的五彩石之下。墓旁的大青石上，刻着先生自己的一句名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墓碑上写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是夜，我站在吊脚楼上，眺望远方，月华如水，大地笼罩在银色的月光之下。我遥想一百年前，在湘西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小镇是他的小镇，因他而分外灵动。他也是小镇里的他，在小镇的滋养中生长。
先生在《边城》中写道：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
第二天我逛凤凰古镇时，看着青山绿水，突然想起了沈先生写给夫人的一段话：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
先生去世后，其妻妹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从美国传来一幅挽联，字是晋人小楷。
其中这样写道：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这是对先生一生最好的诠释，最真实的写照。
我有位朋友，在国外学艺术，张口就是卡夫卡，米兰·昆德拉。谈起纳博科夫、伊莎贝拉·阿连德、爱伦坡就滔滔不绝。素来不喜中国作家。
有年元旦，我给她寄去了先生的《春灯集》和《长河》。
有天深夜，她忽然打电话给我，谈及沈从文先生时，我俩都哽咽了，她在电话那端说：“真好呀，真好呀。”我说，是的，真好呀。
看过许多名家写的情书，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俏皮，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深情，梁实秋写给韩菁清的热烈。然而最打动我的，还是沈从文先生的那首小诗：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结尾放一张沈从文夫妇年轻时的合照，先生温润如玉，夫人眉目如画。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