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 《天朝的崩溃》这本书怎么样?

好极了我们今天来黑这本书。

首先说一下茅先生这本书的背景。
1. 关于本书挑战的对象——“主流叙事”
熟悉历史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近代史存在一个“主流叙事”。这玩意我以前在讲“新清史”的一个答案里提过。我们知道,近代史的诞生其实目的性是很强的,粗略来讲就是要调动一切历史资源,塑造一个勇敢、勤劳、坚韧不拔、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华民族”形象,从而解决近代的民族危机和复兴问题。共产主义传入后,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历史书写,用“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逻辑,将民族主义史学和共产主义的角度结合了起来,此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变得很模糊不清了。“主流叙事”有一套特别堂皇的历史叙事体系,我们从小到大都学过很多次了,不细说。

1980年代开始,包括近代史“主流叙事”在内的整个主流意识形态,陆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历史学界,常见的有两种思路。其一是寻找历史中传统文化的脉络,论证古代和近代不一定只有阶级斗争、反帝反封建这一种故事可讲。1990年代的国学热就有这方面的因素。其二是利用后现代史学理论来反思“主流叙事”,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杨念群《儒家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将近代思想史看作是三个地域性儒学流派之间关系的调整,这样就颠覆了“主流叙事”中近代思想史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这个基于时间的序列。这里费这么多口沫,主要就是想说,学界很少有人直接否定“主流叙事”,而是通过“寻找另一种可能”的方式,表达一种多元的反思。

2. 关于本书成书环境
1990年代中期的社科院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当时这里有徐友渔等等非常善于思考的很不错的学者,也有一大票“左”得离奇的左棍。茅先生当时反正肯定是不属于左棍这一系的,但是茅先生跟那些以国学或者后现代史学来反思左棍史学的人又不大一样,他骨子里有点叛逆,于是就有点“拧着”,一直对西方文明对中国冲击的问题比较感兴趣。《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大致就是在这么个背景下面冒出来的。于是写出来就犯了天条,被近代史那帮人一通狂批,觉得他史观不正、为帝国主义说话。当时批茅海建的手法特别阴毒,几乎跟“反右”时候引蛇出洞的行径差不多(专门为了整黑材料而开了个关于“西方理论在中国史学中应用”的会,让茅先生作主题发言,幸好茅先生预先得到消息,只说了些空话敷衍,这事儿才过去)。幸得何芳川先生援手,将他调来北大,茅先生才算逃过一劫——北大历史系都是痴迷爬梳史料的人,左棍在这里影响力小得多;而且茅先生到北大以后,社科院的左棍不能再影响他评职称了。
(本段参考文献:茅海建《依然如旧的月色》;“辣笔萧三匝”公众号上刊登的那几篇徐友渔的访谈。)

了解了这本书的背景以后,《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当中某些不协调之处就可以理解了。
如果大家稍多关注一些近20年以来历史学的进展,就会觉得这本书的史学方法虽然非常棒(大量搜集档案,全面贴近史料),但史观有明显的弱点,或者说比较“二杆子”:对近代史主流叙事的反思,史学界确实有不少大家做过,但正面单挑、将“爱国官兵”和“怯懦官员”等而视之、从价值上否定“勇抗外敌”这一民族精神的实际意义、直接论证“鸦片战争中的帝国主义不可战胜”,这个路数很少有人这么干。为什么?不止是因为这个结论让人不自在,更重要的是,从方法论上讲,如果始终拘执于“主流叙事”中的议题是否正确,而不考虑历史事实的多元性、复杂性,这仍然是寻找历史中“谁对谁错”,本质上是在重演“主流叙事”“单一化”的错误。换句话说,只考虑“主流叙事”哪儿说错了,得到的结论本质上跟“主流叙事”仍是一丘之貉,甚至还差——“主流叙事”有近代民族主义的关怀,“反主流叙事”又有什么关怀?否定中国人的存在意义吗?

况且直接否定“主流叙事”的代价很高昂,它能够稳定存在,肯定不单纯是面壁虚构,在史料上肯定有些依据。“坚韧不拔”、“勇抗外敌”既然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那么只要我们这个民族还肯寻找历史出口、寻求复兴,那么这些精神在鸦片战争中就未必没有体现。这种自尊心谁都会有,不待史料证明。强要跟“主流叙事”对着干,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你看茅先生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比较成功,但他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乃至近代史其他事件还能做出类似的、有足够说服力和启发性的结论吗?肯定不能嘛。用自然科学的话讲,这个办法不具备可重现性。

幸好茅先生这本书的历史学功底是真不错,史料论证相当扎实,历史幽思虽然比较大,但也还基本可控,这比之前的河殇派和后来的袁伟时都强得多。而且茅先生紧紧地抓住了“主流叙事”对鸦片战争中不同群体的形象塑造,逐个形象加以批驳(大官未必是怯战奸臣、官兵未必都勇敢不怕死、人民群众未必是要保卫祖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问题意识特别好。这种发覆史料的过程,本身隐含着一种多元的可能——读者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心中自然地会产生一种“多面历史”的思考。因而虽然茅先生自己得出的是一个跟主流叙事直接相悖的结论,但在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言,是可以获取一种“多元性”的。

而且从后来的研究来看,茅先生也超越了这种正面挑战、“你说一我就说不是一”的治史方式。他对戊戌变法的研究,着力点并不是强要证明“戊戌变法不能带来富强的中国”,而是力图对康梁发明、近人因袭的诸多历史神话加以解析(如关于公车上书的研究),同时尝试展现戊戌变法过程中那些“康梁-西太后”对立之外的因素,例如张之洞及其党徒的活动等。这些研究,客观上讲是在复原一个复杂的历史环境,比单纯的寻找一个真相要有意义得多,也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关怀上不一定差。茅先生研究戊戌变法时的保举,文章最后用很强烈的语气感叹:当民族危亡、朝廷急需人才、擢用不次的时候,相当多的官员竟然将此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大意)这种反思,我觉得相比于《天朝的崩溃》,并不显得廉价。

总之就是,《天朝的崩溃》确实是一本非常好的历史学著作,但以我的看法,它算不上“神书”,距离第一流的历史学著作还差了一截。这一截就是对历史整体性的思考,一种人文关怀。只有当茅先生从“用史料来打脸”提升到“用史料来复原历史场景”,他才真正走入大师级历史学家之列。所以我认为茅先生最好的作品是《从甲午到戊戌》,章法谨严,意在言外,思辨宏深,这才是最好的研究。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大师的,有的人一辈子可能也迈不过这个坎儿,始终痴迷于给“主流叙事”作祥林嫂一样的打脸。对这种人我们还是要给予一种有保留的同情,并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悟出来。)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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