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明新事物 环保 有哪些看上去早就存在的事物实际发明时间很晚?

有人说京剧了,我之前写文章提到:越剧和音乐梁祝都出现于20世纪工业社会,以女演员、爱情戏为代表的众多“传统”越剧剧目则是共产党文化机构策划的左翼文化作品。之后和全世界文化结合的现代剧目和越剧电影,更是当代社会革命的结果 。这些剧目和豫剧《小二黑结婚》、评剧《刘巧儿》(赵丽蓉成名作)以及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作用是一样的——冲击传统社会的父权族权,为现代工业社会提供社会基础。

详情见:

先说越剧:

梁祝的基本旋律来自于“本土”的越剧。但越剧这个中国第二大剧种,也不是“纯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越剧的历史非常短,鸦片战争之后才在浙江萌芽,20年代才开始有女演员,九十年前的1925年才在上海得名“越剧”。30年代,越剧界受左翼思潮影响,转而发展《雷雨》等现代剧目,以上海和长三角的现代市民作为主要市场,学习电影、话剧等西方表演技巧,引入导演制,得到了迅猛发展。


1946年,雪声剧团主动排演鲁迅作品《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袁雪芬邀请共产党文化机关参与编剧,彻底站到了新社会一边。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陈毅支持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大获成功,之后又陆续地把《红楼梦》、《西厢记》、《聊斋》、《李娃传》等文学作品排成剧目,摄制为电影,促使越剧出现新的发展高峰,成为全国性剧种。2006年,越剧被第一批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左翼思潮、政治革命和上海的现代工业社会是越剧成功最直接的原因。《梁祝》的音乐旋律在被何占豪、陈刚发掘之前,已经在现代都市的越剧文化市场上进化了20多年,是无可置疑的“左翼海派艺术”。


进一步的改变也是左翼社会革命的结果:


见:


从1942年 l1月起,吴琛先后在上海华艺剧团、苏州金星剧场、上海大中剧社等文艺团体担任编导。导演了《钗头凤》、《日出》、《家》、《恩与仇》等一批剧目。这是一种隐秘的斗争方式,借此让沦陷区的人民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吴琛的活动,终究未能躲过敌人的追踪。1945年5月8日,吴琛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遭受了非人的酷刑,但他始终不为所屈。他夫人李蕾竭力多方设法营救。当时德国已战败, 日军惶惶不可终日,在得不到吴琛任何供词的情况下,只得将他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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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琛被释放后,继续在大中剧社任编导。抗战胜利,他回到重建的上海剧艺社,先后执导了《魔窟》、 《升官图》、《蜕变》、《原野》等话剧,还曾在电影《好夫妻》中扮演角色。另外,他还和戏剧家吴天等合办过《文章》周刊。但很快就遭国民党当局查禁。


1946年冬,周恩来指示于伶对越剧界要加以关心帮助。于伶受命动员吴琛转到越剧界工作,任丹桂剧团剧务部主任。这时,吴琛在戏剧方面已积累了10多年的实践经验,并且学习、钻研了许多中外戏剧大师的著作,文艺理论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编、导、演等方面都已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他转到越剧界后,将袁雪芬等人倡导的越剧改革大大地向前
推进。


在剧目内容上迅速改变了越剧以爱情戏为主题的传统,他导演、排演了一大批多种题材的新戏,如《北地王》、《钦差大臣》、《李信与红娘子》、《贵族之家》等等。有的是从其他剧种移植的,有的则是根据外国戏剧改编的,有的则取材于现实生活。这样,越剧舞台上突破了才子佳人的框架,流溢着浓重的生活气息。在剧种格调上,也随之而面目大变。吴琛在台词编写,唱腔设计、舞台动作乃至服装、道具、布景 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心构思。如他执导的《北地王》(原名《国破山河 在》),上演时观众沉浸在慷慨悲壮的气氛中,尤其是“哭祖庙”一幕,那激越的大段唱腔,一宇一旬扣动着观众的心弦。吴琛还在越剧唱调和念自上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使之接近生活富有形象,摆脱了幕表戏的陈腔滥调。


1948年,吴琛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剧彭协会,并与熊佛西、陈白尘、黄佐临等6人组成了剧影协会委员会,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许多工作。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吴琛先后被任命为上海戏剧专科学校舞剧科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改处辅导科科长、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主任,当选为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新中国为戏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池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戏改工作,经他组织指导创作排练的越剧《梁山泊与祝英台》,参加了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国戏曲观摩演出,引起了巨大反响,获得了大会剧本奖、演出一等奖、音乐作曲奖、舞美设计奖。后来该剧成为越剧优秀的保留剧目之一,在舞台上久演不衰。接着,他又将全部身心投入华东地区戏曲观摩大会的筹备工作,具体指导省市选择剧目、编导和排演,越剧《西厢记》、锡剧《双推磨》、黄梅戏《天仙配》、甬剧《两兄弟》等剧目,都渗润着他的心血,使这一批剧目成为各该剧种的代表作。


而我那篇文章的主题并不是谈越剧,而是谈建国十周年的政治献礼作品:小提琴曲梁祝。不知道你们最初对这部作品的印象如何,反正我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认为它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

何占豪提供主旋律、陈刚编曲配器、俞丽拿修订并演奏的小提琴曲《梁祝》,是我从记事起就熟悉的曲调。当时买磁带不像今天下载音乐那样容易,一盘磁带要能翻来覆去的听才能对得起它的价值,包括梁祝在内的一盘小提琴曲就是我家少数百听不厌、物超所值的磁带之一。


不过,在中学毕业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部历史久远的音乐作品,至少也是古曲改编,完全没想到《梁祝》的年龄只比我这个八零后大20多岁,更没想到磁带上的三个名字居然到2015年都健在,都在工作。完全可以说梁祝是一部和新中国、和我们同时代的作品。再长大一些,对历史又了进一步了解,我意识到:一个普通矿工子弟有幸和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处于同一时代,并不是简单的巧合。或者说,上海红色年代特定的时空环境为《梁祝》的出现提供了必然性。


还是刚才的那一页:回顾了梁祝的创作历程

《梁祝》是一部少见的多人合作曲目。其中提供旋律的何占豪是典型的音乐“土著”。何占豪之父是一个底层绍兴土戏演员,完全不希望儿子继承父业。所以何占豪的音乐启蒙又“土”又业余,跟着奶奶“蹭”戏听,从哥哥姐姐那里听“洋学堂”的歌曲。17岁那年杭州解放,他考入浙江文工团,随后转入越剧团。为了给剧团配上现代乐器,他又去上海寻找能教小提琴的老师,最终在24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此时距离梁祝的诞生只有一年。可以想象,在他迈入正规音乐院校大门的时候,源于越剧曲调的梁祝主旋律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很久。


但是,如果何占豪没有在正规院校学到如何精确地分析音乐的美感,如果没有专业的作曲人才整理只存在于个人心中的旋律,如果没有完美的和声、配器,梁祝的旋律将永远是何占豪自己课余的习作,绝不会成为跨越阶层和地域感动几亿人的名曲。实际上,在《梁祝》一举成名之前,何占豪已经自己根据越剧曲调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梁祝》,但只在学校内部引起了一定反响。直到来自音乐世家的学长陈刚参与创作,情况才出现了转折。


陈刚的父亲陈歌辛是中印混血的西洋音乐名家,自幼在上海受西式教育,师从欧洲音乐家,此后一直从事作曲和音乐教育工作,无论在民国的音乐学校还是在日伪文化机关,他都是主力创作人员。周璇等上海歌女赖以成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都是陈歌辛作曲。他自幼对陈刚进行严格的音乐教育,也为他聘请了欧洲名师,对儿子的期望就是复制自己的人生道路。陈歌辛同时也非常善于判断时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夜,他重新开始写作抗日歌曲。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立刻把14岁的陈刚送去参加解放军“洗清出身”。毫不意外,新中国刚刚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高等音乐教育体系,陈刚就在20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成了比自己大两岁的何占豪的学长。


本来陈刚并不看好何占豪组织的“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认为这个小组的口气太大,实力不足,觉得“我专业作曲马上毕业了,我同你们业余的搞这些算什么呢”。担心与何占豪合作影响自己的毕业设计。但接触到梁祝旋律后,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座源于民间艺术的“超级富矿”,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另一名以演奏闻名的参与者俞丽拿,也是音乐世家出身,自幼学西洋乐器,虽然未曾在作者名单上署名,也为梁祝的编曲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到了1959年5月4日,从确定主题开始不到半年,梁祝的创作即告结束。


5月27日,俞丽拿为首的演奏团队公开演奏这部民族交响乐,一举征服所有观众,不得不全曲返场,当日就成为重大新闻。1960年,中国在莫斯科举行国庆11周年音乐会,也是我国首次海外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专场,《梁祝》是重头曲目。诞生仅一年,《梁祝》就确立了中国文化代表作的地位。时至今日,《梁祝》已经全方位覆盖了中国社会,上至国家级音乐会、下到小学生音乐课,乃至音乐贺卡和街头宣传车的背景伴奏,《梁祝》的旋律几乎无所不在,覆盖了所有阶层和地区。所以我相信1000年后的中国文化后继者依然会熟悉它的声音。


俞丽拿(左)、陈钢(中)、何占豪(右)合影俞丽拿(左)、陈钢(中)、何占豪(右)合影

《梁祝》是一部传统与现代交织、高雅艺术和民间戏曲共生、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说,当时红色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社会在上海、唯一有深厚现代音乐传统的城市也是上海,所以,尽管中国内地广阔,以上因素最佳的结合地点却是上海这个现代城市。回顾它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传统戏曲锤炼多年的旋律、现代音乐的表现方式、来自底层的艺人和现代城市的音乐世家,四个创作条件都是必要前提,缺一不可。而5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迫使四个条件紧密结合——无论当事人主动还是被动地投身于这种结合。


除了梁祝外,50年代被当代音乐人整理出来的民间名曲,最知名的是《二泉映月》,同样是杨荫浏、曹安和两个曾长居上海、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音乐人从底层社会发掘的曲目。若非新社会积极鼓励、支持知识分子向民间挖掘音乐素材,这段伟大的旋律也会像无数民间佳作一样,在道观妓院之间辗转几次就此泯灭。而《二泉映月》从单纯地民族器乐转为现代音乐,最早的改编者和演奏者,正是 “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的何占豪和丁芷诺。如此看来,梁祝这部伟大爱情作品出现在50年代的上海,以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的身份亮相绝非偶然。就算没有《梁祝》,这个打碎阶级藩篱,鼓吹新文化的红色年代也会诞生其他名作。


【《梁祝》诞生的过程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我们靠《梁祝》起家的三位“名人”,在当年“蚂蚁啃骨头”的《梁祝》工程中,不过是“三只小蚂蚁”而已……旋律的原创者是越剧界的老前辈和江南的劳动大众。《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刘品、孟波等当年的领导与策划;归功于以丁善德、赵志华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指导;更要归功于以丁芷诺、俞丽拿为代表的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正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壮志和团队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诞生。《梁祝》是名符其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考:


再来两个视频:



和1998年陈露的冰上舞:

陈露在长野冬奥会荣获女子单人滑铜牌,成为中国冬奥史上第一位获得女子单人滑奖牌的运动员,伴奏音乐即为梁祝小提琴曲。陈露完成自由滑比赛后长跪冰面,向赛场告别。离开冰场时,她再次深情下跪,忍不住泪雨滂沱,哭倒在教练的怀里,成为中国冬奥史上的经典镜头。而这一幕距离梁祝小提琴曲诞生还不到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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