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 同样处在社会底层的你我,是什么支撑自己活下去?

我们曾经访谈过一位极有代表性的底层边缘游民,她的人生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再适合不过。

她遇过两次强奸、当过“老鸨”、开过歌厅、搞过传销、进过拘留所;如今她在纪录片领域很有名,从纪录片导演徐童的《算命》角色开始,成为一名纪录片制片人,还拿过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第一个“真实人物奖”。

她叫唐小雁,在唐小雁身上,我们看到了令人瞠目的生命力。生活不曾对她温柔以待,她却从没有放弃过生活。她说:“活着最重要,我要为自己和家人谋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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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要我的命我都给你。”

唐小雁命运的改变是从认识纪录片导演徐童开始的。

在徐童2009年的纪录片《算命》里,唐小雁因为到片中的主角、一位叫历百程的算命先生家算爱情运,而成了纪录片《算命》里的一个配角,也因此偶然认识了徐童。

唐小雁以前不叫这个名字。纪录片里有一幕,她在自己开的按摩店,在写着“保健”两个字的玻璃门后,用缝衣针用力地穿透了自己的肚皮,拿着钳子将针往肚皮外拖,然后系上了“会给本命年带来好运”的红绳。那一次算命,她被算出了“命不好”和“孤单命”。为了改变这种命运,算命先生给她改了个新名字:唐小雁。

那时候的唐小雁还在北京通州开按摩店,做“老鸨”。因为同行的举报,她被抓进了拘留所,与外界断了联系。提审前,在听说可能要面临好几年牢狱之灾后,她托一个从拘留所出去的姐妹打电话给徐童。距离提审最后一天,徐童抵押了自己的车,东拼西凑了七万块把她从拘留所里捞了出来。那时候他俩才认识两个月。

出来以后,唐小雁取钱还了徐童,对他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要我的命我都给你。”此后唐小雁与徐童就成了生死之交。靠着在社会混了二十年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她担任徐童的制片人,也学起了拍片。

在2011年“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唐小雁由于在《算命》和《老唐头》中的表现获得了组委会颁发的首个“真实人物奖”。颁奖词这样描述她:

“她的出现将有助于探讨纪录片本体问题和纪录片伦理问题,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

当时,唐小雁坐在台下激动地等待领奖,这是她当时人生中第一次获得的奖励。颁奖者的颁奖辞特别长,长到将她的激动和紧张全都磨光。轮到她上台的时候,她已经非常淡定了:

“我觉得这奖就该我拿!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帮人,你们这些导演就喝西北风去吧!”一个拿了“真实人物奖”的人物在台上说出这句如此真实的话,颁奖现场爆发一阵笑声。


“我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我的职业。”

对于“老鸨”的身份,唐小雁从来不避讳跟人说起。“我一不偷二不抢,挣的也不是容易钱!”当时在她开的按摩房,她与店里的两个小姐五五分账,收入丰厚。但过的全是不安的日子。

而且见的嫖客多了,对男人的印象也变成了“靠不住”。她说,晚饭后是一个生意很好的时间点,不少下班后不想回家的男人跑去她的按摩店享受服务。“有些男人啊,临回家还要办点事。办事儿过程中媳妇儿来电话,边干着边停下来说:‘哎哟宝贝我在加班,马上就回家,回去给你带点好吃啊,乖’。”

说到此处,她停了下来,翻了一个白眼。

在灰色地带挣钱,她不得不与当地的地痞流氓、还有一些收红包的管理者打交道,她称之为“打点”。这些“打点”让她身心俱疲,每天提心吊胆。前段时间有个外地朋友想开按摩房,跟她请教经验。她劝那位朋友去干点别的,“这个行业太危险,能不干就别干了”。

在做“老鸨”之前,唐小雁还做过夜总会跳舞小姐。那是她刚来北京的时候,两手空空急切想找份工作,上了某个“招工启事”的当。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工作是在夜总会。“做就做呗,毕竟也是能糊口的工作,活下去最重要。”

有一次,一位穿着整洁西装、看起来非常斯文的客人邀请她下班一起去喝酒。她陪着那个男人到他家,男人突然拿起一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要么死,要么跟我做。”那个男人说他是通缉犯,“在我手下死过三个女人,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我架着刀的女人了。”

素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唐小雁怂了,但依然努力镇定的说道:“你做就做无所谓,把刀拿开,我不惧你!”那个男人把刀从她脖子上拿开了,还笑嘻嘻地夸赞她有勇气。那是唐小雁第二次被性侵。

但就如同她少女时期在东北老家,被黑社会老大拖进野地里第一次被性侵一样,底层的长期不安感,让她始终都没有想过报警这回事。即便是现在也只会幻想能够揣上一把枪,回到当时,将两个强奸她的人一枪崩掉。

在长春青年影展开幕式上的《两把铁锹》的影片结尾,“制片人:唐小雁”和“摄像:唐小雁”几个大字俨然出现在大银幕上,让人觉得她似乎已经完全进入了独立纪录片的艺术圈子。她经常跟着徐童导演满世界飞,参加各种国际电影节,上台领奖,与现场观众互动。

几年前,当徐童第一次邀请唐小雁一同参加放映活动时,她非常雀跃地问他是不是要将她打造成一个明星。虽然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去做明星,但她也非常满意:拿了奖,转了行,也收获了一批粉丝。

她的粉丝里很大一部分是女大学生。放映会结束后,她们纷纷上来和唐小雁合影交谈,加她微信,她来者不拒。这个习惯从她成名至今已经延续了好几年。粉丝们经常给唐小雁微信留言诉说自己苦难的成长,或失败的恋情,而唐小雁几乎都一一回复。

“不能说我现在有点名气就觉得自己牛逼,我高兴的是,徐导拍了我的故事放到台面上,能帮助别人。”她始终没习惯有人称她为“偶像”,不愿把这种关系当做是“偶像与粉丝”的关系。

“我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我的职业。”她没有改变原来的性格和生活态度,言谈里也净是丰富又粗俗的东北方言。遇过的人太多了,面对那些想闹事的人她总能毫不含糊地以牙还牙。即便是仇家端着冲锋枪杀到她跟前,她也能将人家给骂回去。

她也会投钱给路边乞丐或者一些公益组织,甚至曾为得不到子女赡养的老人泪流满面。“像是厕所里的石头”,经历过太多诘难的她,对凶残者会以暴制暴,对她所知的“弱者”们又有一种天然的仗义感和保护欲。


“小时候觉得家里我待不下,长大了,家在那,你没法视而不见。”

唐小雁在家里排行最小,又淘气,并不怎么受待见,她出生时父母都已中年了。懂事以后,她与父母处于长期的对峙状态,经常受到暴打。东北老家也没有读书的氛围,她从小就和同龄人当小混混。青春期的她觉得父母“都到更年期了”,忍受不了于是离家出走。在外混日子常常要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很多同行的小伙伴受不了,老老实实回家里去了,但她始终没有想过要回到那个无法依靠的家。

在北京闯荡的日子并没有比在东北老家好多少,但对于她来说,只要能离开家就不算太差。在北京的20年间,她开过歌厅,倒过建材,开过按摩店,还搞过传销——基本上除了没卖毒品,旁门左道都干一遍了。

小时候缺乏家庭的温暖和安全感,唐小雁在大多数时候只能靠江湖义气来填补缺失的人间温暖。在北京混了一阵,等到突然意识到父母老了的时候,她回到老家,发现家里还是一团乱。但这次回家,她已经不再像当初那个十几岁的少女一样,与父母剑拔弩张了。

她从不和父母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包括那些被性侵的经历。过了二十年她才第一次跟徐童提起。她也想过自杀,但只要一想到可能给年迈父母带来痛苦,她会选择其他方式让自己努力振作。比如,提起精神与好朋友见面,为喜欢她的朋友带来快乐,或者做一些能让自己感受到自我价值的事情。

唐小雁在北京曾有一段七年的婚姻,最终因丈夫出轨而离婚。她的哥哥姐姐很多也离了婚,回了老家,没有经济能力。家的重担又一次落在她身上。她变卖了所有可折现的财产,留给重病的父母、兄姐与外甥。自己攥着搭车回镇上的五块钱,继续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找活路。所有来钱快的行当,她都愿意冒险一试。

在她母亲去世后的几年里,父亲老唐头一直单着,与其他的孩子处于混乱的四分五裂的状态,但他与唐小雁的关系最好。今年88岁的老唐头一直想给自己找个新老伴,这个想法得到了唐小雁的支持。父女俩笑着相约,如果父亲找的老伴比唐小雁还年轻,或者唐小雁找了个比父亲还老的丈夫,他们都要按照辈分规矩,称呼彼此的爱人。这个约定虽然已经好几年了,可父女俩都还是没有脱单。


“女性在社会上遭受太多不公平,对我来说当导演比追寻爱情更重要。”

在社会摸爬滚打二十多年里,唐小雁时时刻刻都让自己像个“爷儿们”一样,来应对所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这些人里,无论是对她痴缠的、来闹事的、或是能够给她提供帮助的人,她都以一种强硬而不失圆滑的手段来应付。

“同样是做生意,男人跟女人遭受的根本不同。对女的来说,除非特别丑,否则人家帮你忙都让你用身体去搭,这社会对女人太不公平了。”这是她对外时刻保持爷们作风的原因之一,一般形式也不外乎抡袖子,爆粗口,砸东西,用气场将人震慑。遇上个别更狠的,就只好转变新的应对方式。但耍狠这招还是经常奏效。

直到命运安排她变成了制片人。

说到这个新职业,唐小雁自嘲是个打杂。即便带着制片人的光环,与导演到世界各地出席电影节,但她还是不满足。我们与43岁单身的她聊起了未来,她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从制片,努力转型为导演,而不是去寻找爱情。她早已不再是那个看着琼瑶小说憧憬白马王子的小姑娘,单身也不再轻易地困扰到她。

说到想拍摄的第一部片子,可能的内容是记录徐童,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记录别人,而她想记录这个总在记录别人的人。这个现成的人物拍成的话,也许可以能成为她成功当上导演的第一步。无论在饭桌上、车上、还是影展上,唐小雁的相机从不离身,手机也随时充电,不停切换单反和手机,记录他的一言一行。

她激动地描绘着这部处女作可能出现的画面,她还盘算着假如以后真成了导演,要如何拍一些与自己经历相似的片子,为同样处于绝境的人带来鼓励。

第一次访谈时,唐小雁面对镜头,激昂地讲着她的故事。在谈到两次遭遇强奸的经历带给她的影响时,她简单几句带过后切换了话题。访谈结束时,我们说:“小雁姐,你有种笑傲江湖的感觉。”

没想到这句话令她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她突然解释说,“那些事情当然无法忘怀。但总不能老想着这些,人活着还是要向前看。”接着又开始了谈笑风生。

后来,唐小雁用语音向我们解释了采访当天沉默的那两分钟:

“其实我是哽咽。眼泪在眼圈里,自己一直在克制不要哭。非常伤心,已经控制不住要哭出来了。那个时候要是不使劲克制自己的话,我会大哭。

但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是励志的,如果我在镜头面前嚎啕大哭,会让很多心里受过伤的人认为,小雁姐没有走出来,没有起到帮助别人的作用。

所以我强力忍着跟自己说,千万不要哭、千万不要哭,一定要忍着。所以在那一刹那我是低着头的。我一直低着头,因为那时候眼泪在眼圈儿,我不想让别人看到觉得我没有走出来。如果我那时候哭了的话,我觉得不好。我想让看的人能够像我一样走出来。”

后来我们进行了第二次访谈。小雁姐面对镜头不再努力隐藏那些脆弱。对一个遭受过两次噩梦般性侵经历的人来说,对着镜头跟百万人讲起那些感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叙述完之后,房间里短暂地陷入压抑的沉默。唐小雁抹干眼泪,又谈起了当时家里急需钱的问题。家里急需钱,使得她不能总想着难过、想着死。她要赶紧去为自己、为家人谋一份生存。

底层女性往往是社会里最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群体,连维持生存都是难题。

曾有女学生向唐小雁表示,虽然自己受了高等教育,却觉得读书越多,就越羡慕底层人特有的顽强和勇气。而唐小雁回应说,这些品质并不是底层人独有的,只是如果底层的他们连这些品质也失去的话,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唐小雁毫无疑问是底层游民中的幸存者,但我们看到,她从未否认、也从未抛弃过底层这个身份。她的幸运在于上天给了她拍摄的天赋,还给了她了解并发挥这份天赋的机会。而她始终想要好好活下去的那种强大的渴望,着实令我们心生敬佩。她用“竭力反抗每一个苦难的当下”这种方式,推着整个命运不断向更好的方向前进。

“既然今天没有打算去死,今天就好好活着。”——这是我在这一刻脑中正在想的事。

以上。

这事实上是我们访谈唐小雁的视频故事,点击链接查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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