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纪检官员缢亡 「纪检官员去世仅存 2200 元,银行催 30 万房贷。」这样的官是成功还是失败?

真心看不出这个宣传哪里病态了。

从报道看,这个公务员既不是因公殉职,也不是成绩突出,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副科级纪检监察员,而且是典型性的副科级纪检监察员。报道中反映的,也是家里毫无背景的副科级干部的普遍性生活。先看报道选段:
大勇出身寒微,来自典型的草根人家。大勇的老家,在江苏徐州一个偏僻小山村。在那里,有他九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年近七十的爸爸妈妈。大勇在17岁那年投奔远房长辈,来到四川广元青川,在这里成为丈夫、女婿、父亲,也在这里从一名进城务工人员成长为一名基层纪检干部。

大勇每个月收入究竟多少?昭化区纪委给了一个月详单:职务工资430元、职级工资668元、津补贴2405元、纪检津贴220元,总共3723元;扣除公积金420.36元、医保74.46元,拿到手的只有3228.18元。

许大勇工作简历

1992年:四川省广元市青川造纸厂工人。

1996年:四川省广元市元坝机械厂汽修工。

天津纪检官员缢亡 「纪检官员去世仅存 2200 元,银行催 30 万房贷。」这样的官是成功还是失败?

1999年3月: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后更名为昭化区)物价局公务员。

2010年:参加选调,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纪委工作人员。

2014年2月: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2015年4月:因车祸遇难。


一个苏北农民,到四川广元做了造纸工、汽修工,考公务员进了体制内,拿着一个月3000多的工资,要买一平方米4000多的房子,这个生活状态就是一大批人的日常。不报道这样普通公务员的日常,非要报道在法国尼斯的大别墅?其实早上六点左右去北京通州、昌平,甚至河北香河这样的帝都卫星城公交车站看看,排队准备坐2个小时公交车去上班的年轻人里面,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各委局的公务员都有,这是一个月4000多工资,要买一平方米40000度房子的一大批人的日常。

所以你问这样的官员成功还是失败?不成功也不失败,就是普普通通的公务员。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体制是成功还是失败?当然,我也不会简单的说成功与失败,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体制很危险。

首先,包括这位许大勇在内的一大批人,进体制内做公务员,肯定不是抱着3000多月薪,买4000多房子,留2000多存款,欠300000多房贷的心态进来的。很明显,在他们进来的时候,公务员是有福利分房或变相福利分房的。其实许大勇也是享受到相应待遇的:
大勇家的老屋,在元坝的一栋旧楼上,当年物价局折价处理给职工的,只有几十平米具体操作,八仙过海,不一而足,但肯定是有的。从理论上说,随着职务升迁和工龄增长,体制内也会提供改善的福利住房。然而,这样的政策随着改革的深化被取消了。与之配套的是,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连续10年未曾增长,与此同时,在近年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部分单位、部分地区的小金库和灰色收入被清理,这样一来,实际收入不增反降。

但是,收入增长又面临极大困境。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失控,执政合法性不足,使得增税底气不足,不敢得罪纳税人,于是就只好强压体制内的“自己人”,要许大勇式的老实干部少吃草多挤奶。另一方面,财政收入面临着南方谈话以来的最大困境,增幅连续下滑,部分地区出现大幅负增长,也没有财力去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待遇。这样一来,就很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向全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而毛泽东早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斯大林教育苏共,是这样讲的:
同志们,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思想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要结合起来看。苏共为什么会动摇理想信念?为什么没人出来抗争?因为在苏联后期,工人活得很好,农民活得很好,知识分子活得更加好,只有一类人的收入水平与其工作能力、文化程度,特别是掌握的权力与资源极不匹配,那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员领导干部。

你去看198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一个很一般的大学教授,住的是精装修的大公寓,一个管理几千人的工厂厂长,住的是简陋的二室一厅,一个进城务工人员,住的是同样装修标准的两人间。苏共当局把斯大林的肺腑之言当糟粕处理掉,就根本搞不清楚,第一类人只是统战对象,第三类人是名义上的阶级基础,而共产党体制真正的柱石,是中间的第二类人,也就是党的干部。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结果: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过的很不开心:合法收入相当低,非法收入管的相当严,而且党的宣传系统还把人民群众教育得对腐败零容忍,连自费吃喝都受到严格管控。这时候,有个人,比如说叶利钦,站出来,只反共党,不反党员,把那个让人讨厌的苏联共产党体制推翻,然后党员摇身一变,照样是俄罗斯的统治者,而且国企全分光,受贿不犯法,那么很显然,民主之后,共产党员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苏联,那么全联盟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为苏共去生产自己的锁链呢?

再回过头来看许大勇,在既有体制下,除了30多万欠债,一无所有,而这样的人,偏偏不是少数,而且会日益取代此前进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成为体制内的主流人群。再看许大勇的工作职责是什么?严惩党员领导干部腐败,从而保证公务员拿不到额外收入。换言之,这样一个无产者,日常的工作,就是让套在自己身上的锁链更紧一些,这岂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哪个政权能够依靠无产者去支撑呢?这时候,假如有一个叶利钦式的野心家振臂一呼,许迈永式犯死罪的贪官污吏会跟谁走?许大勇式欠重债的清官廉吏会跟谁走?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样的体制很危险,亟需深化改革。

而改革大致上只有两种改法,一是使官员致富,二是使富人做官。前者需要大幅提高合法收入,但一月3000多的收入水平,即使翻倍,也不过一月6000多,也是不高的收入,而公务员700多万,另有3000多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果都加,每年多支出上万亿,财政显然舍不得掏出这笔钱来。那么比较容易的就是第二条路了,也就是富人做官。如果坚持低收入政策,并使廉政高压态势保持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许大勇式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自然知难而退,而放开二胎后,各种二代们刚好哥哥下海经商,弟弟从政做官,一个发财,一个升官,互帮互助,共建和谐社会。但这样一来,我们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呢?

因此,这篇报道,最大的意义就是把这样的问题指出来了。所以说,宣传系统有好人啊。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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