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模式之奥秘在企业个人化
一
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实现经济的崛起？为什么中国最终成为全球化最大收益国？为什么中国在互联网的应用上领先全球，出门只需带一部手机？为什么美国的零售巨头沃尔玛采用的集中管理的自营模式，而中国本土的主流零售业态却是小商品批发市场，采用的是分散化的租柜台、租摊位模式？为什么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网也是采用分散化的淘宝店模式，而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亚马逊却是集中管理的自营模式？为什么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仅仅是所谓的“人口优势”吗？印度的“人口优势”与中国相当，为何在制造业上与中国判若云泥？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出了精密复杂的协作体系，很多公司、作坊仅仅生产一个小配件，譬如金属垫子之类？……
这一系列问题高度相关，都最终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的模式。不能真正理解和回答中国经济模式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将是悬疑。
关于中国经济模式，存在太多争论。本文选择搁置以往的争论，而直接给出自己的答案。首先，在当今全球格局中，中国经济拥有显著的独特模式，其根基是自身历史悠久的固有文化；其次，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企业的个人化”。这种企业的个人化在制造业、零售业，以及互联网业表现的非常突出。
在制造业中，人们会将原本存在于大企业内部的生产流程拆开，由个人化的小企业甚至小作坊来承接。随着这个过程的展开，以及小企业、小作坊的成长，就迅速形成分工精细、协作紧密的产业集群。
最能彰显中国制造业模式的就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制造业集群。这些集群就是由密密麻麻的中小工厂、作坊所组成的共生协作的制造业生态圈。
在零售业上，中国典型的业态是小商品市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义务小商品市场。市场的经营者只是一个柜台、店面的租赁者，以及相应的服务者，并不直接参与零售业务。真正参与零售经营的是众多的小摊主、小店主。这些小摊主、小店主内部也存在密切的协作。这样，一个小商品市场就是一个零售业的产业集群，一个零售业生态圈。
淘宝网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把小商品市场搬到网上，一个个的淘宝店对应着小商品市场中的一个个摊位、店面。淘宝网之所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原因在于它比实体的小商品市场为商家创造了更自由的空间。尤其是在中国房价、房租飞速上涨的情况下，通过在网上经营就可以摆脱这些不利影响，控制和降低运营成本。淘宝网也成为中国的线上零售业生态圈。马云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他说自己不是在经营企业，而是在经营一个生态圈。
淘宝在网购上的成功，不仅创造了零售新业态，而且也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模式，硬生生地把网购从边缘拉到主流。同时，淘宝网也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对互联网的认知，准确地说，淘宝网通过网购业务实现了对中国的一次互联网教育，让最基层的人、最普通的人接受了互联网理念，接受了互联网+的经营模式和生活方式。最基层、最普通人，只所以接受了互联网+，因为它的确为个人的经营和生活创造可更大的自由度。
在互联网+理念的推广和应用上，与淘宝网并驾齐驱，甚至更胜出一筹的是微信，尽管它的出现要晚很多。朋友圈功能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的展示自我的机会。公众号则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地展示自己思想和观点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对方感兴趣，可以随时随地关注你，阅读你。如果你的公众号流量足够大，你甚至可以自己接受广告业务。于是一个新的行业出现了——自媒体。
微信支付已经非常非常普及了，从小饭馆到小理发店，再到小商品市场的每一个小摊位，这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方便啊。如果说，淘宝网是帮助众多小商贩逃离实体店，转到网上经营的话（当然也有很多淘宝店是O2O的），那么微信支付则是在为众多不得不坚守线下经营的众多小商贩提供便利服务。
二
西方经济学把大规模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大企业的出现，仅仅看成一个经济现象，仅仅从经济的因素来分析，归因于所谓的“规模经济”，所谓的交易费用的降低。完全忽略了人的精神因素，人的主动因素，认为在经济因素面前，人毫无独立性、主动性而言，只能做经济规律的奴隶，只能是“经济人”。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尤其是对中国而言，人是有其超越经济因素的独立的精神的。从根本上看，是经济因素接受被改变，去适应人的精神，而非人的精神接受被改变，去适应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只具备工具意义，是被动的，而人的精神才真正具备主体意义，是主动的。
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化大生产的大企业的经济形态之所以会在欧美出现，并迅速成为其社会的主导，除了技术原因、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还有个人精神的原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技术和经济原因，而是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当时西欧和北美普遍存在的特殊的个人精神状态导致了机器化大生产这一经济形态的出现，导致了大企业这一社会单位的出现。如果把工业革命前夕的新技术直接扔到当时的中国，机器化大生产的经济形态绝不会出现，主导社会的大企业也绝对不会出现，因为当时中国人的普遍精神与欧美截然不同。
而这在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主流知识中，个人精神的因素却惊人地被忽略了。尽管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及奥地利学派都试图从个人精神、个人的主观意识方面去考虑问题，他们的个人精神和个人主观意识依然是服从于经济因素的，对他们来说，超越经济因素的，独立存在的个人精神和个人意识依然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严重缺陷，不仅导致主流知识对欧美历史的和当下的经济现象的认知是失真的，而且导致对中国历史的和当下的经济现象的认知也是失真的。当前中国的知识界也被主流知识所洗脑和掌控，所以对世界和中国自身经济的理解也是失真的，不可能看到中国经济独特模式的存在，更可能看出这种独特模式具体是什么。
就欧美的所谓的“工业革命”而言，原因很简单，你要搞大规模生产，组建大企业，除了有大机器、大生产线之外，你还要能够找到愿意与机器为伴，原意服从企业严格严酷管理的足够的“产业工人”。而在工业革命初期，欧美却恰恰大量存在拥有这样意愿的人。
而主流知识也把当时欧美，尤其是西欧大量存在“产业工人”的原因归因为经济因素。所谓的“产业工人”实际上主要是来自失地农民。主流知识简单地认为，因为这些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收入来源，为获取新的收入，就必然、自然地会接受大企业的工作，会愿意与机器为伴，愿意接受企业严格严酷的管理。
当时欧美的失地农民的确大都变成了产业工人，的确接受了当时大企业的条件。但是，并不能因此说，所有的农民都会这样做，不同文明中不同精神状态的农民都会这样做。以机器化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在英国出现，并迅速向西欧大陆和北美蔓延，更深层，也是更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外在的技术、经济原因，而是内在的个人精神的原因。当时西欧和北美的农民普遍拥有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让他们能够顺服地接受当时大企业的苛刻条件，甘愿成为与机器为伴的毫无人身自由的、生活悲惨的“产业工人”。
想想看，如果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会发生什么？稍微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给出明确的回答，那就是造反！一定要夺回自己的土地，而不会忍气吞声、背井离乡，去接受毫无人性的产业工人的生活，去接受企业老板的无情盘剥。秦始皇的权力和势力有哪个欧美企业老板所能比，有哪个西欧当时的土军阀、封建头子所能比，不是照样造他的反，让看似强大的秦政权仅仅维持了十来年便灰飞烟灭。而且这是比工业革命还要早2000年的事情。再而且，秦始皇还没有敢去剥夺农民的土地，只是让他们为国家干的活太多了。秦始皇修长城那也是搞国防建设啊，但是，因修长城而被夺去老公性命的农妇孟姜女，却被中国人当历史上最冤屈的人之一，可能仅次于窦娥，代代传颂和铭记。颂扬孟姜女的醉翁之意，是告诫一届一届的皇帝们，你们不要对老百姓造次，否则就是秦始皇的下场。
为什么大量的西欧失地农民，更早的是英国失地农民，不去想着去发动起义，夺回自己的土地，而乖乖地接受土地被“圈”的事实，并顺服地接受另外一种与机器为伴，且被资本家无情剥削的陌生而悲惨生活？答案很简单，因为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和西欧农民，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土地，也从没有以土地为基础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生活过。他们不仅不独立拥有土地，而且连生产和生活都不独立，很大程度上依赖受控于领主，也是地主。
三
英国的“圈地运动”让我疑惑了很多年。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些想做羊毛生意的资本家为何说养羊就养羊，说圈地就圈地，说赶农民就赶农民，而农民也心甘于被圈被赶。在中国历史中，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谁敢直接大规模圈占农民的土地，等待他的一定是针锋相对的暴力对抗。
当辞去职务，花了5年多的时间专门地、系统地研究全球文明史，研究了各大文明的历史变迁之后，谜团才被解开，心中的疑惑才得以消除。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现代社会之前，准确地说，在19世纪之前，除了中国之外，所有文明中的农民并非是土地的所有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也都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而是严重依赖于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依赖于地主。
中世纪的欧洲是这样，古罗马时期的欧洲也是这样，古印度是这样，伊斯兰教的中东是这样，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文明也是这样。尽管在不同的文明中，以及文明的不同时期中，具体形式有所变化，但农民不拥有土地，且生产生活均不独立，严重依赖于土地所有者的管理，这一点是任何时期任何外中国文明的基本事实。这里我使用了一个术语“外中国文明”，指的人类文明史中中国文明之外的所有文明。
欧洲中世纪是农奴制，古罗马是奴隶制，印度是种姓制，古埃及-古两河是神庙制。无论是农奴、奴隶、耕田种姓，还是神庙庙民，他们都不拥有土地，生产、生活都不独立，而严重依赖依附土地所有者的种田人。尽管种田人要将收入的三分二以上交给地主，但是种田人和地主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租赁关系，单纯货币关系。种田人在生产生活上均无力做到独立自主，而需要接受地主的管理和指导。地主也是他自己土地上种田人的管理者、保护者。所以，地主也是行政长官，他的土地也是一个行政单位。
反过来看中国，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是历史常态。土地兼并，大量农民失地则是历史非常态。一旦历史非常态出现，农民起义就会频繁爆发。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状态也是中国农民生产生活的历史常态。一旦这种历史常态面临威胁，中国的农民就会自发地奋起反抗。在“三代”时期，这种反抗就表现为“汤武革命”，秦以后，这种反抗就表现为农民起义。
更重要的是，即便在土地兼并严重的历史非常态，尽管有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但是他们独立自主的生产生活状态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可以凭借租种地主的土地而继续维持，只是他们要缴纳一定比例的收入作为地租上交给地主，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就是所谓的佃户、佃农。佃农和地主的关系只是经济租赁关系，货币关系，而没有人身依附。地主对佃农也没有管理和保护的行政责任和义务，地主也不是行政长官，地主的土地也不是行政单位。行政长官是由中央政府统一任命的，行政单位也是中央政府统一划定的，这些都和地主没有关系。
四
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之前（19世纪之前）的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文明的农民是自己拥有土地，而且一直在生产和生活上保持着独立自主，而中国之外的所有文明的农民却不但不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在生产和生活上也做不到独立自主，表现出强烈的依附依赖性？
答案在于，中国人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使这种精神得以教化和传承的，则是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不是别的，就是教人去实现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的。而心性层面的独立和自由，是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条件的绝对的独立和自由，也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宋以后，儒家学说被称作宋明理学，也叫“心性学”。在形式上，“理”、“心性”开始居于儒家学术的中心。理就是道理，心就是人心，性就是人心的属性，也叫人性、本性。人应该讲道理，按照道理去生活。但是这些道理来自哪里？来自人的本性。这就意味着人只要按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就是一定是合乎道合乎理的生活，也是善的生活。这样人的心性就被赋予了最高的价值，也被赋予了绝对的独立性，人本身也就成绝对独立、绝对自由的了，因为他只需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活就够了，而不需要服从任何外在的标准，外在的权威。所以，宋明理学就是一种“心性自由”、“心性独立”的学说，教导人去实现心性的独立和自由，这是一种绝对的独立和自由，因为不依赖于任何的外在条件。
目前对宋明理学比较容易出现的误解是，认为它是儒学进化发展到宋以后的结果，心性独立、心性自由的概念也都是宋以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事实并非如此，宋明理学不是儒学的发展进化，而是对更古老的儒学传统的回归，对孔孟的回归。孔孟学说的核心实质上也是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实际上都是在说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
所谓的“志”，就是从内心中所发出的判断和意愿。一个人内心对外境产生什么判断，发出什么意愿，完全取决于内心，而不取决于外境。也就是说，人的“志”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也即人的内心、心性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三军统帅固然强大，但是，他却是可夺的，因为他的强大是有条件的，依赖于三军的力量。匹夫固然弱小，但是匹夫之志却是不可夺的，因为它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依赖于外在的任何东西。你至多可以结束匹夫的生命，但这也不能改变其“志”。
同样，孟子所讲的“富贵、贫贱、威武”之类，实际上是对外部条件的罗列和举例，“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实际上是在强调其不可改变性。什么不可改变？还是“志”。“此之谓大丈夫”其实是“此之谓大丈夫之志”的省略。
从汉以来，就流行着一种对儒家的误解，把孔子当成儒家的创始人，儒家思想的起点和创造者，甚至是儒教的教主。孔子固然对儒家的传承和兴起做很多突出的贡献，譬如以《五经》为教材开班办学。，但是儒家思想的内核远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成型，孔子更多地是传承和总结历史，而非思想创造。孔子自己说的很清楚，“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心性独立、心性自由的理念并非从孔孟时代才有，从文献上看，这种思想的起点可以追溯至《易经》。《易经》是《五经》中最古老的，也是最核心的。关于《易经》在中国学术、中国文明中的地位，历来有“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之说。
《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贞”，“元亨利贞”之“贞”。“贞”是什么意思？就是“正”，“守正”、“行正”。“正”是什么意思？是人心的一种本然的正常状态，实质上就是指人的本心、本性，人心的自然常态，心性的自然常态。“守正”就是坚守自己内心的自然常态，而不随外境的变化而迁移和改变，不随波逐流。所以，“贞”实质是就是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
所以，“贞”和孔子的“礼”、“心安”，孟子的性善，宋明理学的“理”、“性”、“心”，是一脉相通的，都是实质上是在讲心性的独立和自由，“贞”也是心性独立、心性自由理念的起点。因此，《易经》时代是中国人独立自主精神的起点。
五
那么《易经》的核心思想形成于什么时间？可以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给出一个大致的估计。第一重证据是地面上的传世文献，第二重证据是地下发掘的考古学材料。
传统文献记载认为，《易经》形成于伏羲时代，即所谓的“伏羲画卦”。传统文献还认为，伏羲是在神农之前，而神农是发明农业的先祖。在“三皇五帝”说中，一般也把伏羲列为第一皇，神农次之。显然，伏羲和神农不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更是一个时代。神农是农业产生的时代，而伏羲在神农之前，则是农业尚未出现的渔猎采集时代。也就是说，传统的文献记载认为，《易经》成型于渔猎采集时代。
《易经》本身的思想和内容也能证实这一点。《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世界存在一种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自然地存在和运行，而且对人而言是善的。所以，人要顺应这种自然秩序，而不要无谓地妄作。这就是后来儒家、道家，乃至法家都信奉的“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源头。“无为”就是不干预，不妄作。
最能反映这一思想的就是“无妄”一卦。《易经》有64卦，“无妄”是其中之一。“无妄”就是不妄作，不干预，就是自然，顺应自然。让人吃惊地是，该卦第二爻和第五爻爻辞把农业耕种和医疗都列为“妄作”的范畴。《易经》的核心载体是卦画，六四卦是用六十四个卦画来表达。每个卦画由自下而上的六条线所组成，或阴线，或阳线。每一条线（每一画）又叫一爻。爻辞就是对这一爻进行说明的语言，属于《易经》的经文。“无妄”卦第二爻的爻辞是“不耕获，不菑畬，则利用攸往。”意思是，不开荒种地、不去耕作也会有收获，应该按照这样的理念去做事。“菑畬”是开荒种地的意思。第五爻爻辞是，“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意思是在“无妄”的状态下，在自然的状态下，你生病了，即便不去治疗，也会有可喜的结果。这是一种反农业、反医术的思想。
那么无需耕种就会有收获的时代存在吗？存在！考古学已经证明，在农业出现的几千年前，人们已经开始开始大规模采集野生谷物了，主要是西亚的野生小麦，中国北方的野生小米，中国南方的野生水稻。并且，凭借着采集和利用野生小米，在农业出现之前的中国黄淮平原地区就出现了定居生活。在西亚的黎凡特地区，也出现了依靠野生小麦的定居生活。中国黄淮地区基于野生小米的定居生活时代，和文献记载中的伏羲时代相吻合。大致处于16000年前至10000年之间。也就是说《易经》的核心思想至少在10000年前就成型了。
同时，考古发掘也发现了《易经》在准渔猎采集时代存在的直接证据。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了好多内装黑白两种石子的乌龟壳，研究认为，这些乌龟壳是更早期的占卜工具。占卜的方法，就是摇动乌龟壳，然后突然从前口中振出石子，根据石子数量数字的奇偶性，来确定一爻。重复三次可以形成一正卦，即三画卦的八卦中的一卦。然后进行占卜。数字成卦思维的出现，就说明《易经》的核心思想已经成型，因为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数字成卦的方式表达的，就表现在变动不居的卦画之中。或者说，卦画中就包含了《易经》的核心思想，《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卦画来表达和记载的。
传统文献认为中国历史的最早阶段是“三皇”时代，而伏羲则是三皇的第一皇，是中国的人文始祖。而伏羲的最大贡献就是“画卦”，即发明了《易经》。前文已经证明，伏羲时代实质上是农业出现之前，基于野生谷物的定居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萌生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开端。中国文明的核心思想，即《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心性独立、心性自由的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也就是说，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起点，是中国文明的固有特征，同时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核心特征，一直贯穿于随后的历史演进之中，历史变迁之中。
一定要注意，无论中国的传统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证明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并非形成于农业时代，而是形成于农业之前的基于野生小米的定居生活时代，即伏羲时代。农业时代不是中国文明的起点，定居化的渔猎采集时代才是中国文明的真正起点。中国独立自主的文化，中国人独立自主的精神，都是在这个定居化的渔猎采集时代形成的，在伏羲时代形成的，并且对以后的文明演进，社会制度的演进构成了制约。这一点颠覆了主流知识的认知，也非常让人难以接受。
农业的出现，对中国文明而言，只是一次新技术的出现，是食物生产技术的改变。从技术上，中国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农业时代。但是，农业不仅没有对中国文明核心理念的形成做出贡献，不仅没有影响和改变中国文明的核心理念，而且是在这个核心理念的影响和制约下展开的。所以，中国农业社会一些列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是受制于中国文明的核心理念的，即都是受制于心性独立、心性自由理念的，都是受制于独立自主的文化的，受制于独立自主的精神的。
独立自主的文化和精神是在先的，而农业时代农民自有土地的土地制度，以及独立自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在后的，而且，后者为前者所规定和决定。在面临任何的新技术和新文化的冲击时，中国文明从总是倾向于，而且最终成功地对其进行改造，让其适应于自己所固有的独立自主的文化、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允许其干扰和破坏自己固有的文化和精神。
六
反观人类文明史中所有的外中国文明，即中国文明之外的所有文明，则与中国文明相反，它们不仅在文明的开端就缺乏独立自主的普遍个人精神，即便在文明后来的演进过程中，也没有真正形成这样的精神，包括现在的所谓的“现代文明”。
对人类文明史上中国文明之外的所有文明，我们不妨给她们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外中国文明”。这样整个人类文明中的文明就可分为两部分，一类是中国文明，另一类是外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一直拥有普遍存在的独立自主精神，而外中国文明则一直未能形成普遍存在的独立自主精神。
中国文明之所以一直普遍存在独立自主的个人精神，原因在于中国文明一直是以心性为中心的，中国文明实质上就是心性文明，中国的学问就是心性学。外中国文明之所以，缺乏普遍存在的独立自主精神，原因在于外中国文明一直是以宗教或准宗教为中心，或者说以神或准神为中心。外中国文明实质上就是宗教文明或准宗教文明，他们的学问是神学或准神学。现代文明是准确宗教文明，其学问是准神学。现代文明之外的外中国文明是宗教文明，其学问是神学。
宗教文明的起点是多神教，宗教文明的基因也是形成于这个阶段。多神教阶段之后，是一神教，开始是犹太教，然后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一神教之后，就是在西欧率先出现的现代文明。尽管现代文明在理论上是反宗教的，标榜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但现代文明并没有彻底摆脱宗教性，而是一种准宗教。
既然多神教是外中国文明的总源头，即时宗教及准宗教文明总源头，那么，准确地理解多神教，是准确地把握任何宗教形态和任何宗教文明的基本前提，是准确理解任何外中国文明的前提。甚至也是准确理解中国文明的前提，因为多神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影响了中国，沉淀为中国文明的元素之一。当然，这些多神教因素总体而言处于中国的边缘地位。
多神教文明的繁荣阶段是古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阶段，大致在7000年前-2500年前，持续了4500年左右。但这两者都是多神教的发展新阶段，而非多神教的起源。多神教的起源更古老，在肥沃新月地带北部的一段，即现在土耳其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一带。这里目前正是伊斯兰国活跃的地区，也是叙利亚战争的核心地带。为何宗教文明的起源地今日成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大本营，成了恐怖主义的大本营，这个话题留待以后再分析。
目前考古发掘出的最早的多神教圣地，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遗址，即所谓的哥贝克力石阵，存在时间可以上溯至11000多年前，也是在农业出现之前。
主流知识在宗教的本质和起源问题上，存在太多的混乱和扭曲。就多神教而言，主流知识往往会把其看成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把其解释成虚无缥缈、神秘兮兮的万物有灵论。事实上，多神教是特殊地区、特殊文明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在本质上也不是什么万物有灵，而是食物崇拜和生态恐惧的结果。
哥贝克力文化可以看做是多神教祭祀文化的起点，也是宗教文明的起点，外中国文明的起点。它的经济基础象中国的伏羲时代一样，也主要是对野生谷物的采集和利用，过的也是定居生活，只是他们采集的是野生小麦。哥贝克力文化提供了另一个证据证明文明在农业之前就出现了，农业不是文明的孕育者，不是文明的起点，而只是文明的一个发展阶段。
无论古埃及，还是古两河，都不是多神教祭祀文明的源产地，也不是小麦农业的源产地，这两个地方均不适合野生小麦生长。这个两个文明的出现和繁荣都是农业出现以后的事情，因为这两地非常适合灌溉小麦农业。但无论是农业技术、灌溉技术还是多神教，对这两个地方而言，都是外传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古埃及和古两河文明都是移民文明，次生文明，而非象中国《易经》文明一样，是原生文明。
多神教的核心理念是生态恐惧和食物崇拜，这两者其实一枚硬币的两面。生态恐惧就是因生态环境的改变和不稳定所产生的恐惧。而多神教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恐惧，原因又在于，生态的改变和不稳定，会影响野生小麦的生长，降低其产量和分布面积，甚至让其彻底消失。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可靠的食物来源，对其业已形成的生活模式和文化造成致命的打击。所以，所谓的生态恐惧其实就是食物恐惧，对食物短缺和消失的恐惧。至今，基督教的一句常见祈祷词还是“感谢主赐我食”。
主流知识也意识到宗教起源于恐惧，但是往往把这种恐惧普遍化，归因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说是因为技术、生产力等不发达，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无助无奈，因此对自然灾害和凶禽猛兽都感到非常恐惧。这听起来似乎很合理，然而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与文献记载和人类学资料均不相符，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臆断。中国的文献记载一直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不耕获”的时代，无忧无虑，鼓腹而游。同时，一些尚未进入农业时代原始部落依然存在，他们并没有因为技术、生产力落后而产生高度的恐惧，并创造多神教。
在西亚之所以对野生小麦的减产和消失产生高度的恐惧，原因在于，他们已经基于野生小麦的采集和利用，过上了定居生活，形成了自己习惯的生活模式。因此，他们已经对野生小麦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对自己的业已形成的生活模式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所以，对生态不稳的恐惧，对野生小麦减产的恐惧，实质上是对自己生活模式不可持续的恐惧。同时，也因为这种恐惧，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那就是多神教祭祀文化，宗教也随之产生。
《易经》认为，这个世界是自然存在的。所谓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它自己本来就是那样。这个自然中就包含着“独立”和“自由”，而且是绝对的独立和自由。说世界是自然的，就是说世界是独立的、自由的，且绝对独立、绝对自由。而多神教却恰恰相反，认为世界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被世界之外某些神所创造并支撑的。说世界不是自然的，就意味着世界本身不是独立的，也不是自由的。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观念是荒诞的，神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多神教为什么要构想出来这些神，构建出神学理论。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世界自身是不稳定的，主要表现为生态循环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中断。他们构想出这些神，其目的就是设法增强世界的稳定性，增强生态循环的可持续性，从而最终确保一个可靠的食物来源。
所以，多神教的神主要是“自然神”。注意，这个“自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而是现代意义上、西方意义上的自然，指的是有形的物理世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则是指抽象的自然而然的状态。“自然神”就是掌控某个自然现象的神。但多神教并非一般意义上在关注自然现象，而主要关注生态循环。所以，多神教的自然神，实质上都是“生态神”。譬如，太阳的循环由太阳神来掌控，包括每天的升起和落下，每年的南北回归循环。植物的生长循环由植物神所掌控，如果没有植物神，来年春天植物就不可能正常发芽。尼罗河洪水每年的来临和消退是由鳄鱼神所掌控。
令人吃惊的是，多神教的神都是无能神。现代人们心目中的神都是一神教意义上的神，譬如基督教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绝对掌控者。但多神教的神并不这样，尽管它们都是生态循环的掌控者，但是他们都缺乏做好自己工作的足够能力，并不能保证自己所分管的生态循环的持续稳定运转。太阳神并不能保证太阳的正常循环，第二天早上太阳是否能够再次升起都是概率性事件。植物神也并不能保证冬天死去的植物来年春天能够继续发芽。鳄鱼神也不能保障尼罗河洪水能如期泛滥。
生态中断意味着食物供给的中断，将发生大灾难。那么，怎么才能避免生态循环的中断，怎么才能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多神教认为，通过帮助神，增强神的能力就可做到这些。怎么才能帮助神，增强神的能力？答案是祭祀，对神举行祭祀仪式。于是，多神教就设计了越来越繁杂的祭祀仪式，也为神修建越来越宏伟的神庙。神庙是神的家，也是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或者说是祭祀仪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多神教的祭祀仪式并非对神的崇拜，也不是对神的贿赂，而是对神的帮助，是用来增强他们的能力的。
七
文明初期的西亚人为何对生态循环的稳定产生如此的极端不信任，如此极端的恐惧。譬如，连太阳第二天早上的能否继续升起都感到怀疑和担忧，连来年春天植物能否继续发芽都感到怀疑和担忧。在现代人看来，这是一种神经质，一种病态。答案在于，西亚的生态环境的确是脆弱的，很容易发生沙漠化。很多文明，很多城市，都因为沙漠化，而彻底消失了。考古学也证实，在哥贝克力文化时期，西亚也的确发生了生态灾难。那时，出现了一个叫“新仙女木事件”的气候现象，导致气温和降雨量出现下降，很多区域的野生小麦消失了。
最初，西亚野生小麦最丰富的地区并不是哥贝克力遗址所在的土耳其东南部地区，而是黎凡特地区，其中心是黎巴嫩。早在14000年前，那里的人们就凭借采集和利用野生小麦过上定居生活，这就是考古学上著名的纳吐夫文化。尽管除野生小麦外，他们还需其他大量的野生动植物来充当食物来源，但是，野生小麦是最稳定最可靠的，而且可以方便地长期储存，是定居生活得以建立的基础和保障。但是，大约12000年前所发生的新仙女木事件，让黎凡特地区骤然变得干旱，不再适宜野生小麦的生长，大片的野生小麦因此消失。随着食物基础的被摧毁，纳吐夫文化也就消失了。纳吐夫人被迫背井离乡，向北迁移，包括叙利亚北部，以及土耳其东南部，尤其是后者，因为这里的降雨量相对多一些，依然分布着大片的野生小麦，尽管没有原黎凡特地区的那么茂盛。
但是，叙利亚-土耳其一代的野生小麦支撑不了如此多的人口，而且这里的生态也是脆弱的，对野生小麦短缺和消失的恐惧，对生态不稳定的恐惧达到了极点，于是哥贝克力文化产生了，多神教产生了。极度的恐惧让他们产生了世界是由神灵掌控的幻觉，他们希望帮助神灵，提升其能力，来达到保障生态稳定，保障野生小麦的生长，最终保障自己的食物基础。
实际上，生态脆弱、易沙漠化是西亚-中东地区自始至今无法摆脱的魔咒。4000多年前，印度河流域（现巴基斯坦）曾经有辉煌的哈拉帕文明，但那里很快沙漠化了，哈拉帕古城也永远被黄沙掩埋，直至20世纪20年代又被考古学家所发现。这也是众多古两河文明城市的命运。现在的伊拉克覆盖了两河流域的主要地区，其境的戈壁沙漠中分布着很多凸起的土丘，这些土丘下其实就是古巴比伦时代，古亚述时代的一座座辉煌的城市。
农业的出现，尽管提高了食物的保障程度，但在长期却增加了生态不稳的程度，因为西亚的农业都是必须依赖河水灌溉的。农田经河水的长期冲刷不仅营养成分逐渐消失，而且很容易沙漠化。同时，严重依赖河流也会产生额外的担忧和恐惧，因为那意味着与洪水为伴，而且河流每年水位的高低也是充满不确定的。洪水在中国与猛兽并列。因此，进入农业时代后，西亚，包括北非的生态恐惧感并没有弱化，甚至还加强了，所以多神教祭祀文化不仅被继承，而且获得一个大发展、大繁荣，这就是古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
反观中国，恰恰与西亚相反。有可靠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基于野生谷物的定居生活，首先出现在以河南周口淮阳一带为中心的黄淮平原，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伏羲时代。然而，从伏羲至今，黄淮平原都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中心，也在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从未发生任何重大生态改变，也从未中断。也就是说中国的生态是高度稳定的，食物的供给也是高度稳定的。这导致在文明的初期，中国形成了对世界、对生态的高度信任，认为一切对会自然而然地自动运行，无需任何的怀疑和担忧，也无需任何的干预。这是中国文明，即《易经》文明、心性文明得以产生的环境和基础。
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尽管对生态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主要是森林的减少，但是食物的供应力和保障程度却大大增加了。因为中国不像西亚只主要依赖小麦一个作物，而是有北方的小米和南方的大米两个来源。而且小米和大米又分属两个农业体系，一个旱作物，一个水田作物。
所以，在伏羲时代产生的易经-心性文化，在农业时代被继承和发展，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也成为全球文明史中唯一一个从文明之初到现在一直连续存在的文明。事实上，中国文明纵向上永恒存在也产生了横向上影响全球的重要效果。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留待以后分析。
八
前两部分对多神教的起源进行了解读，其实也是对何以外中国文明缺乏普遍的独立自主精神进行源头性的解读，因为多神教是宗教文明的源头，宗教文明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宗教的基因，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此后外中国文明的历史，尽管形式上有种种改变，有种种进步，但是，其核心要素，其基因，一直都在深层持续存在，直至现在。
注意，在本文中，宗教文明和外中国文明两者指的是一回事。同时，宗教文明又包含纯宗教文明和准宗教文明两类。纯宗教文明指的 一神教和多神教文明，准宗教文明指的是现代文明。
宗教文明的核心要素就是，认为世界和人都不可自然地存在，即都不可独立自由地存在，而是被世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所决定和控制，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对这个决定和控制世界和人的东西进行信仰、服从，甚至与其合一。为此，人们需要对这个决定和控制世界的东西进行研究和学习，以帮助对其进行信仰和服从。这些学问就是神学、哲学，以及科学。
为什么把多神教、一神教叫做纯宗教，把现代文明叫做准宗教，原因在于，从形式看看，在多神教和一神教时代，决定和控制世界的东西直接就是神，而在现代文明，则是准神的真理，包括哲学和科学真理。之所以把真理叫做准神，原因又在于，尽管真理摆脱了神的人格化的形象，但是，在作为世界决定者和控制者而言，真理和神本质上是相同的。
现代文明和一神教及多神教文明一样，也不认为世界和人是可以自然地存在，可以独立自由地存在，而是认为必须被某些东西决定和控制。现代文明与多神教和一神教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个决定世界的东西在形式上是去神格化的，而表现为一种机械的规律，这就是哲学或科学真理，主要是科学真理。现代的学问就是研究这个去神格化的世界决定者的，即就是研究科学真理的，就是科学。因此，科学就是一种准神学。
下面就考察一下多神教之后外中国文明的历史演进。整体而言，多神教之后，外中国文明的历史发生了两次重要转折。一次是从多神教转向一神教，一次是从一神教转向现代文明。这两次历史转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件，而都是历时漫长的历史过程。
同时，外中国文明多神教之后的历史演进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宗教的核心要素一直存在，一直未能真正摆脱宗教文明，一直未能发展出心性文明，也一直未能形成普遍存在的个人独立自主精神；二是，文明中的心性成分却一直在增加，个人精神中，独立自主的成分一直在增加。也就是说，有不变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就其变化一面来说，就是心性因素的增多。所以，整体而言，外中国文明的历史演化过程就是逐步心性化的过程，当然，至今并没有真正实现心性化。
一神教最初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犹太教是典型的一神教。但在同一时期，埃及法老埃赫那吞搞的阿吞教，印度出现的雅利安婆罗门教，都带有很强的一神教特征。但是，一神教最终成气候，被广泛信仰，则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后。事实上，犹太教还是带有很强的多神教色彩，譬如也非常注重祭祀，在《圣经》旧约中就有专门的章节去讲关于祭祀仪式的详细规定。基督教才是真正成熟的一神教。所以，一神教的整个产生过程持续了大约1500年。
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一致之处在于，都认为世界不是自然的，不能独立自由地存在，而是被神所创造和掌控，人必须服从神。所以，两者都不可能培育出独立自主的个人精神，而只能培养高度依附依赖性的个人精神。
一神教相对于多神教的变化发展之处，在于神的性质的变化，由自然生态神转向心性神。神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不再是生态问题、自然问题，而是心性问题。具体来说，神完成了三个转变，具备了三个新特征：一是由有限无能神转向了无限全能神，二是由缺乏正义和道德的神转向正义-道德神，三是由有限知识的神转向全知的知识-真理神、理性神。
多神教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生态不稳的焦虑和恐惧、对粮食短缺的焦虑和恐惧，多神教主要功能就是缓解这些焦虑和恐惧，因此多神教的神主要生态神，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生态循环的运行。但是，到了一神教时代，人们不再关心生态问题了，对生态循环的焦虑和恐惧不那么严重了。认为生态循环本身是超级稳定的，无需担忧，无需干预。其具体过程就表现在神转变成了值得可以绝对信赖的无限全能神，拥有绝对能力去控制和管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包括生态循环。同时，上帝又和人签订了一个合约，只要人听神的话，神就能保障生态循环的稳定持续运行，保障食物的丰产。这就是“旧约”的实质意义所在。
人无需再关心生态问题，因为神有足够的能力来确保生态的稳定，因此生态问题就是绝对成了神的事，而不是人的事。同时，又由于神是无限全能的，神本身也无需人的帮助，也不必靠人来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意味着神不再需要人的祭祀。因为祭祀的实质意义是用来帮助神提升能力的。但是，一神教一直都没有能够彻底废除祭祀，包括后来更强调内心虔诚的基督教新教。不过祭祀仪式的性质完全改变了，由对神的帮助，变成对神的信仰和虔诚的表达，变成对神的崇拜。
既然人无需再去关心生态问题，那么人的精力就转向了自身，转向了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社会。这就涉及了两个问题，就是正义道德和知识真理。尽管一神教和多神教一样，认为人本身是没有正义和道德的，因为人是不可信赖的，也是恶的，但是，一神教认为，上帝却是拥有正义的，上帝也是绝对的善，同时，上帝可以把自身的正义和善传递给人，从而改变人，由无义的恶人，变成善的义人。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不同，核心就在人由恶人转向义人的神学过程不同。犹太教的这一神学过程比较机械，是“因信称义”，就是直接通过信仰和服从上帝来实现。这样正义就表现为外在的律条，信仰和服从上帝就是信仰和服从这些律条，其核心是“摩西十诫”。
而基督教却设计了人性化的也是复杂难懂的“三位一体”的机制。上帝被分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上帝是圣父，即超越的高高在上的上帝，代表无上的权威和威严。第二个层次的上帝是圣子，即是化为肉身的上帝。上帝投胎为肉身的人，通过圣母玛利亚降临人间，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重要作用不是在人间传道，而是用自己的死来完成对世人罪恶的救赎。用自己的生命去消除人心与生俱来的罪恶。那么人就因此变成善的义人了。这样就增强了信奉者对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是善的，是正义的。第三个层次的上帝是圣灵，即直接进入人心的上帝。因为上帝是正义，是善，那么上帝化身为神灵直接进入人心之后，人心就彻底发生了改变，而变得拥有正义了，变得善了。
通过“三位一体”的神学机制，基督教就把正义内在化了，内在与人心了。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基督教神学实质上也是心性学，当然是一种异化、变态的心性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基督教是“自律道德”。
奥秘无穷的大千世界是怎么产生和运行的，一神教，尤其是后起的基督教及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为上帝凭借自己的理性创造和支撑。上帝的理性也遍布于万事万物之中，遍布于“自然”之中。注意这个“自然”是宗教意义上的自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更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然。通过研究“自然”，可以发现神。这是基督教另一条基本神学理念，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正是建立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
其实，无论是对生态循环的信任，无论是正义和道德，还是理性和真理，究其本质，都是发自人的心性，源自人的心性，一神教的神所出现的这些新特征，实质上都是增加了心性因素，多神教的一神化，其实质是心性化。只不过，他们尚不敢承认人的心性存在，而把本来属于人的心性因素，外化到神的身上。然后，通过对神的信仰，而再反过来转移到人的身上。这样，就实现了外中国文明的心性化，增加了着这些文明中人的心性独立和自由的程度，提高了个人精神的独立自主程度，降低了依附依赖性。
象从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一样，西方文明的从一神教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也即有不变的地方，也有变化的地方。
（微信公号：新心性学派）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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