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经济不平等
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急剧增加。 特别是富人变得更富了。 差不多所有议者都认为必须降低这种经济不平等。
我对此颇感兴趣，因为我是Y COMBINATOR公司的创始人，而本公司宗旨就是帮助创业者。 从创业的定义上来说， 创业公司如果成功，意味着它的创始人必然致富。 可是这样帮助了创业者，也就意味着我帮着增加了经济的不平等。 如果经济不平等必须降低， 我就不该帮助创业者，他人也不该。
不过这听起来不太对劲。 难道我们是要用归谬法来证明，不该要求降低经济不平等？听起来也不对头。 如果有些人被锁死在天生的贫困里，而基金经理们却能利用法律漏洞把他们的所得税减半，这肯定不是好事。
解法是我们要认识到， 经济不平等并非单纯一事。它包含一些坏事，如孩子们没有机会发展潜力， 也包括一些好事，比如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立了你赖以在网上搜索资料的公司。
如果你想要理解经济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要纠正它的恶劣一面-- 你就得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梳理清楚。 而在关于这个话题的所有文章里，趋向却是反过来的：把经济不平等的所有方面都挤压在一起，把它当成一个单一现象。
有时这是出于意识形态，有时是因为作者只有非常宏观的数据，于是就以之得出结论，就好像那个寓言中在路灯下找钥匙的醉汉，那里虽然不是他他掉钥匙的地方，但是光线比较好。 还有时，因为作者 没有理解不平等中的关键因素，比如技术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 很多时候，也许是大多数时候， 这三个误区都结合在了一起。
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最常见错误就是把它当成单一想象。最天真的版本是基于所谓的“馅饼谬误”：富人发财，因为他们抢了穷人。
通常这是人们的初始假定，而不是他们通过检查证据得到的结论。 有时这种“馅饼谬误”会被表达得很直白：“ 上层人士从国民收入中攫取越来越多的份额--留给其他人的份额就减少了”。 有时这种想法则是无意识的。 但这种无意识的形式则流布很广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这个“馅饼谬误”确属真实的世界上长大的。 对于孩子，财富确实就是一块可供分配的馅饼，如果有孩子分得多了，必然有其他孩子分少了。 在长大后的现实世界中，运行模式并非如此，需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才行。
在现实世界中，你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从他人那里攫取。 木匠能创造财富。 他制造了一把椅子，而你情愿付钱来换取。 而一位高频交易员并非如此。 他之所以赚了1美元，是因为在交易的对侧另一个交易员损失了1美元。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富人通过从穷人那边夺取财富来发财，那这就是个经济不平等的恶性案例，这种情况下，贫困的原因和致富的原因是同一个。 但是不平等的例子不一定就是恶性的。 如果一个木匠做了五把椅子，而另一个木匠啥都没做出来，第二个木匠自然比较穷，但这可不是因为有谁从他那里拿走了什么东西。
即使人们已经成熟到了解了“馅饼谬误”，他们还是会被引导到这个观点去，因为习惯上对经济不平等的描述就是一个分位数的收入或财富与另外一个的比例。本来所谓的“收入从一个分位数移动到另一个”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这样却很容易滑动成被确信的事实。
除非是在恶性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是不能用比例或者是曲线图来说明的。 通常情况下它包括了人们变得贫穷和富有的多种途径。 因此，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平等，你得去了解一个个具体人物变穷致富的情况和原因。
如果你想理解经济不平等的变化，那你就该去询问，这些人在不同情况下本来会如何行事。 我就是靠这个来了解到，富人并不都是通过一些从别人那里转移财富的新系统来发财。 如果你把这种“本来可能会”的模型用在创业者身上，你会发现，如果是回到经济不平等水平较低的六十年代，这些人本来会去加入大公司或者成为教授的。 在马克扎克伯格创立FACKBOOK之前，他本来的默认期望是成为微软的员工。他和大多数创业者，之所以比他们在上世纪中叶的同类人更加富有的原因，不是因为在里根执政期间这个国家的政策右转，而是因为技术进步使得去开创一个飞速发展的新公司变得容易多了。
很奇怪传统经济学者似乎不喜欢研究个体。 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应当从从统计数字开始。 所以他们先告诉你关于财富和收入波动的精确数字，接着却对其深层原因加以最天真的猜测。
虽然有很多人是凭借各种形式的寻租致富的， 还有不少人发家所靠的规则，假如不是诈欺的，也是零和的（有人得必然有人失），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通过创造财富来获得财富。 而创造财富作为经济不平等的来源，比起攫取财富来，不仅在道德上大不相同，而且实际上也是更难根除的。 原因之一就是生产力的变化正在加速。 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取决于他能利用上的技术，而这样的技术正在指数级增长。而另一个创造财富成为不平等的理由之顽强，另一个原因是它能扩展开去，适用于更多人群。
我绝对支持取缔用诈欺的方法来致富。 但那并不会消除财富上的巨大区别，因为只要你允许通过创造财富来发财，想致富的人们自然就会走那条路。
大多数想致富的人们都是极其努力的。不管他们有什么缺点，懒惰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假如新的法律使得通过金融来发财变得困难，那么这些现在通过金融发财的人们是否就会停下来，满足于为普通工资而工作呢？他们进入金融业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热爱金融，而是因为他们想发财。 如果剩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创业，那他们就会去创业。他们还是会取得成就，因为坚定的决心是创业成功的主要因素。对于社会来说， 想发财的人从零和博弈转移到创造财富可能是件好事，但这点不仅不会消除财富上的巨大差别，甚至往往会使之加剧。 零和博弈中至少对赢家所得是有上限的。更何况很多新的创业公司会研发出新技术，更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
生产力的变化远不是经济不平等的唯一原因，但却是最不可消除的核心原因。即使你消除掉其他原因，这个原因也还会留着。 而且，假如你消除其他原因，这个核心原因还会更加膨胀，因为它还会包括所有的难民的努力。此外，还有出现所谓的鲍尔默病症： 你得付给那些能够凭借自我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足够的报酬，来防止他们创造财富。
如果你不能阻止人们发财，你就无法防止财富的变动。而要阻止前者，你就必须阻止一切创业。
所以让我们说清楚。 消除财富的变化，就意味着消除创业公司。 这可并不明智。 特别是这意味着你只能消除本国内的创业公司。 雄心勃勃的人们已经跑遍整个世界来扩展生意，而且创业公司可以在任何地点运作。 以如果你使得在本国里不可能通过创造财富来发财，那么有这种愿望的人们只要拔脚离开就行了。最终你们国家只能迎来降低的基尼系数，而且得到一个教训， 要对你的要求三思后行。
我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不坏的命运就是接受财富不平等的增加。 在上个世纪中叶我们花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来说服人们这一点。如同我在那篇《再分裂》中所说，那是个反常现象-- 那个时期来自经济和文化的各种综合力量把美国压制住了。
自那时以来，我们所见的这些经济不平等的增长部分是来自各种恶劣行为，但同时却也伴随着个体创富能力的极大提升。 创业公司差不多全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即使是创业公司本身在过去十年也迎来了极大的 增长。 技术已经大大降低了创业的费用，现在创业者对投资者占了上风。创业者的股份更少被摊薄，通常也能保留董事会的控制权。 这两个因素都加剧了经济的不平等，前个因素使得为创业者拥有更多股份，后者则因为如同投资者学到的那样，创业者会比起投资者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公司。
虽然表面形式有变，但是内在的动力却是非常非常古老。我们在硅谷看到的生产力的加速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 如果你查阅石器的历史，会发现技术在中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加速了。 当时的那种加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观察不出的。 这个阶段在本质是一个指数曲线的最左侧部分，但确实是属于同一个曲线。 想来你不会把你的社会设计成和这个曲线不匹配吧。技术演进可是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路易斯·布朗代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被称为人民的律师）曾经说"要么拥有民主，要么拥有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财富，但不可能两者得兼”。听起来挺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必须在两者间选择，一边是忽视他的意见，一边是忽视一个运作了几千年的指数曲线， 我还是押宝在曲线上吧。忽视任何一个运转了几千年的趋势是很危险的。而指数级的发展趋势尤其不容忽视。
如果加速生产力的提高总是会带来经济不平等的某种增长，那也许值得花点时间考虑一下未来。 我们能否拥有一个财富不平等的健康社会？那会是什么样子？
你是否注意到， 考虑这个问题的感觉是否非常新奇？迄今的公众讨论总是毫无例外地关于减少财富不平等的必要性。 我们很少考虑过，能否与这种不平等共处。
我满怀希望。 布兰代斯是镀金时代（美国从南北战争之后到19世纪末那段腐败横行的时期）的产物，从那时起情况早已大变。 现在不法行为已经很难隐藏，要发财你也不必像当时的铁路或石油大亨那样收买政客了。我在硅谷所见的财富的巨大集中，看起来并不会毁灭民主。
美国有很多弊病都是以经济不平等为症状的。 我们应当纠正这些，并在此过程中减少经济不平等。但是我们不能只着手于症状，却指望以此来纠正深层的原因。
贫困问题是最明显的例子。 我确信大多数希望减少经济不平等的人士主要是想帮助穷人，而不是损害富人。 事实上，很多减少经济不平等的草率宣传，真实的意思是要减少贫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要精确表达我们所愿。贫困和经济不平等并非同一。 如果你因为无法支付账单而被断水，拉里佩奇与你的净资产之比例对此毫无影响。 他就算只比你富有那么几倍，断水的问题对你还是同样的烦恼。
和贫困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缺少社会流动性。 这点我有切身观察： 就算不是出生大富之家，抑或中上阶层，也可以通过创业致富，但是从贫困家庭确实很少产生创业者。但这也不是简单的经济不平等造成的。 拉里佩奇成长时的家境，和成功的创业家之间有巨大的财富差异，但这无法阻挡他进入这个阶层。 本质上并非经济不平等阻碍了社会流动性，而是当孩子出生在赤贫家庭时，某些因素出了问题。
硅谷有个重要的原则“衡量什么，就会做出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你专注于某个选出的数字，这个数值就会改进，但你必须选择正确的数值，因为只有你选择的数值会改善，而其他理论上相邻的数值却不会。 比如，假如你是个大学校长并决定专注于提升毕业率，那你就可以改善毕业率。 但只是毕业率而已，学生学到的知识却不会改善。 假如你为了提高毕业率而降低课程难度，学生还会学得更少。
经济不平等和以之为症状的各种问题远不相同，我们必须准确的针对我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经济不平等，那我们就解决不了那些社会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让我们把目标对准那些社会问题吧。
比如说，让我们对贫困开战，过程中无妨损失一些财富。 那会比通过攻击财富来解决贫困问题来说， 更有可能生效。 有些人的致富方法是欺骗顾客，游说政府通过反竞争条例或利用法律漏洞，我们是要阻止他们，但不是因为这会导致经济不平等，而是因为那是盗窃行为。
如果你拥有的只是统计数据，那你所能做的也就是调整这些数据。 但在像经济不平等这样的宏观的统计尺度背后，总是有些好事，有些坏事， 有些是冲力巨大的历史潮流，有些只是随机事件。如果我们要改善这个统计数字背后的世界，我们就需要了解它，并把努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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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chewood注：
以上这篇文章虽然逻辑性很强， 不过我觉得还不足以服人。也许解决贫困很重要，但是现代美国的贫困问题比起古代根本不算回事。 即使是将来穷人拥有一个星球，也会对富人拥有一千个星球忿忿不平。 归根到底，人类为什么会下意识地憎恶经济不平等？毕竟不平等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常态呀。 其实，人们反对的不是表面的不平等现象，而是反对隐含其中的不公正。
PAUL GRAHAM把经济不平等的起源追溯到石器时代的技术发展，这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反对这种不平等的，却来自更早之前，远在人类成为人类之前就具有的对“公平”的本能。
“公平”这个概念虽然并非宇宙规则，但是从进化早期已经深深刻印在人类的心智模型里。 以婴儿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人天生就有寻求公平、正义的倾向。甚至类似猿猴、大象、狗这样的社会群居性动物也会喜欢 “公正”的行为。所以，不管怎么说理，我们是无法摆脱对公正的渴求的。
但是人们要怎么觉得这个社会是否公平？只能从外部数据来判断，比如拥有多少财产或权力之类。 可是，因为人类天生的认知局限，我们无法充分理解别人的努力程度和承受的风险，而又对自身的努力和困难又容易估量过高。 举例来说，虽然我知道拉里佩奇很厉害，但是我无法真的理解他与我的财富的倍数和他与我的能力的倍数是否相称。 更何况，一个人取得的财富，不仅有能力，还有时代、阶层、民族、家庭背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任何人都很难让自己心悦诚服地同意，某个富人比自己多那么多财富，是件公平的事情。
PAUL GRAHAM因为是来自软件业，所以在这方面有些偏颇之处。 他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最优秀程序员都是自由主义者的原因。我们这个世界，你向下沉沦或者向上奋进都取决于你自己，不能把原因推给外界。许许多多不创造任何财富的人——比如本科生、记者和政客——一听到最富有的5%人口占有全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往往会认定这是不公平的。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很可能也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最顶尖的5%的程序员写出了全世界99%的优秀软件".但是，即使是单就软件业而言，也并非可以这么确定，IT界的富豪也不是纯粹凭借他们写软件的能力来致富的，还是多半依靠商业能力和机运，所以优秀程序员也未必就对经济不平等就会那么心平气和。
其实人类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一直是愿意接受经济不平等的。 因为同PAUL原文所说，实际上这根本无法阻止，不仅是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不同个体的秉赋和自驱力强度造成的。但是这就会不断地对人们要求公平的期望产生矛盾，这也是社会矛盾和人生苦痛的主要根源之一。 孔子几千年前就说过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当然，孔子也很难想象搞什么均贫富。 那么，人类对公正的天然要求，和经济地位不平均发展的天然趋势，如果要能共存的话，就只有两种途径，那就是
对精英阶层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就是孔子的路径，对君主和士大夫提出严格的责任和义务。
另外一种，就是提高社会的流动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就勉强叫陈涉或刘邦的路径吧。
这两种路径，都可以做到在保持不平等的情况下， 又符合对公正的心理要求。
举个近代欧洲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欧洲各国都有贵族制度。这种凭借血缘出身就可以占据优势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体制，本质上是最赤裸裸的不平等。但是，身为贵族其实也是有代价的
贵族虽然享有令人觉得痛苦而且无法忍受的特权，但是与此同时，贵族也具有维持公共秩序、主持公正、严格执法、济贫扶弱以及处理各种事务的作用。若是贵族不具有这种作用，那么贵族压在人们身上的负担就会变得更加沉重，最终不能见容于世人.《旧制度与大革命》
但是各国的贵族下场又各不相同,这与他们和对”公正“的渴望的回应是恰好相关的。法国和俄国贵族下场最惨。 因为法国王室自从路易十四时期，为了削弱贵族势力，把他们都聚拢到了宫廷，这些宫廷贵族变得对封地和社会没有价值，却又享受特权。而俄国贵族在彼得一世时期获得的特权，是以服军役为代价的，可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却为了收买他们的支持而取消了为国服务的义务，这样俄国贵族的特权就变得没有相应的贡献来支撑了。此后，贵族们自己也有隐藏的负疚感，革命起来时又受到愤恨已久的下级阶层的严厉报复。 这也是为什么法国革命实际上是由拉法耶特这样的贵族起始，但这个阶层却又在革命高潮被大批送上断头台。 而俄国贵族文学在十九世纪的特点就是很深的负罪感，而他们确实就在十月革命后被彻底消灭了。
正面例子是英国贵族和普鲁士的容克 。英国贵族采取了策略2，很早就通过财富和贡献的筛选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所以一直能保持国家精英阶层的社会认同。 而普鲁士的容克则采取了策略1。他们从腓特烈·威廉时期就有义务为国家在军队和政府中服务，从中体现了高度的效率和自律。这样，即使是在第二帝国覆灭后，仍然保持了足够的社会声誉，从而能在之后的1919-1945年间继续把持军队。
从我国的例子来说，则在不同时代采取了不同策略。不说古代，建国以来，政权的巩固，其实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因为满足了人们对“公平”的渴望。 前三十年在表象上做到了平均（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而在后三十年， 则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流动性大大提高， 确实出现了很多白手起家的富豪， 大量人口向上进入中产阶级。这样在基尼系数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却也可以满足对“公正”的要求。 但是这种做法， 如果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 就会遇到很大问题。
现在在经济停滞的欧洲和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代际间的不公平。年龄较长的中上阶层幸运地在年轻时期经历国民经济的增长，当他们开始工作时，高薪职位在等着他们，他们从房产升值中赚到的钱可能远远高于工资所得 ，最后带着丰厚的保障退休了 。而年轻一辈面临工作的不确定性，更不用提到买房置产之类了。 这就引起了很多政治上的纷争和极端化。这一点，在中国的70后和90后之间也将会发生。
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是不承认个人能力的渺小那一面。 即使现在最能干的日本年轻人，难道还有成为新的盛田昭夫的可能性么？这确实不公平，人生就是不公平，公平并非客观规律，但是我们的人性本身却总是要求公平，必须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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