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准确的说，不是大数据拯救计划经济，而是说：更有效的非中央指令式的新计划经济如果是可行的，那么必须建立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
首先声明我并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一问题，只能拾人牙慧，但是毕竟现有答案清一色否认这一可能，我就来给大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吧。主要供大家讨论。
提到这个问题，不得不说近年来欧美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学派（尽管在主流视角里从未出现过）——PPDS即参与性计划民主社会主义学派。其骨干人物包括保罗•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 计算机科学家）和奥林•卡特瑞尔（Allin Cottrell 经济学家）等人。
我在此通过引用他们的书籍《走向新社会主义》（1993）以及《计算、复杂性与计划——再谈社会主义核算论战》（1993）等文章来回答题主的问题。文献来源：
经济核算
保罗•科克肖特等人指出，制定计划首先需要知道各个产品所包含的劳动价值，这样才能合理地调配产品。不过，由于一个产品的生产，往往要涉及到许多产品的生产，所以这一计算量是极其巨大的。他们提到，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1983年）一书中，亚力克·诺夫强调了现代经济的规模性：“苏联经济包括1200万种产品”，根据O·安东诺夫的估计：“（在不运用计算机的情况下）为乌克兰起草一个完整且平衡的计划会耗费全世界人口超过1000万年的劳动。”
但是，保罗他们指出，在考虑了超级计算机的运算功能以及高级算法之后，运算时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矩阵求逆的标准分析法是高斯消元法。这种程序有个n^3时序（在复杂性理论的意义上），其中n是系统中的产品数。既然这一矩阵可应用于实际计划，而不是纯理论的演练，它肯定反映经济的全部细节。比如，有人估计苏联经济中可区分的产品大约有1000万种。如果n＝10^7，那么高斯消元法的时序就是10^21。这个数字表示大约要完成的初等计算次数。假定每次计算需要10条计算机命令。我们就要执行10^22个命令。1980年代中期可在市场上买到的超级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大概是每秒执行2亿（2 × 10^8）条命令，整个计算过程大概需要5 × 10^13秒，约150万年。诺夫大概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断言这种计算完全不可能。
然而，尽管使用高斯消元法需要耗费的时间令人难以想象，但保罗、阿林指出，存在着公认的更有效率的迭代近似方法（高斯-赛德尔迭代法和雅可比迭代法）。
这时时序为n^2*r，r是产生满意近似结果所需的迭代次数。当r＝20时，以上计算只需要10^8秒，约3年。”同时，“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到，技术系数矩阵可能没有这么复杂。在该系统中有1000万种产品，但每一产品的直接投入品的平均数量肯定要少很多——也许只有几十或几百种。用连接表数据结构（linked-list data-structure）形式，而不是用矩阵形式来描述投入产出系统”，同样可行。这时，“迭代求解程序的时序减少到nm*r，这里m是每种产品的直接投入品的平均数量。假定m＝100，其他条件不变，那么运算时间便减少为大约10^3秒，或17分钟。当然，作者在此处利用高级算法进行了两次化简，尽管作者认为此时的结果已经“比市场可以得到的更精确”，“更新数据的速度”也比资本主义市场“快太多了”，但终究会使准确性打些折扣。不过，新型超级计算机的不断升级，已经足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2013年，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中国的天河二号，速度达到每秒3.39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对于文中列举的计算量，不进行任何化简，1983年的超级计算机要50万亿秒才能完成，三十年后的超级计算机则只需30万秒左右，即三四天的时间。
国防科大宣布，将在2015年研制出十亿亿次超级计算机，2020年前后研制出百亿亿次计算机（中国“天河二号”运算速度全球最快，《南方日报》，2013年6月18日）。若按百亿亿次算，1000万种产品的投入产出系统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算出结果（不进行任何化简）。即使我们假设产品极大丰富，达到了10亿种产品。经过化简，其计算也只需要极少的时间。
计算出产品的劳动价值后，最终产品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售卖了。假设某产品需要10小时的劳动来生产，人们就需要用10劳动劵买它。但如果该产品的供给低于了人们实际的需求，生产者就可以通过提价来消除这种需求。如果提价后的价格是12劳动券，那么该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之比就是1.2。生产者就可以以此为参考，增加对该产品的生产，实现供求的平衡。而产品受欢迎的部门，也就会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以及更多的奖励。
总之，随着超级计算机能力的增强，快速进行大规模计划的计算能力达到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据收集的能力也变得足以满足需要；“市场出清价格”的机制也给予了生产者激励，从而收集到了更多必要的信息。凭借这些能力，计划经济已然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产业结构平衡与供求平衡，同时不需要借助任何多余的官僚体系。平衡的经济消除了不平衡所带来的浪费与内耗，自然也就提升了效率。
上述方法属于高等技术方法，作者认为还有中等技术方法可以使用：
中等技术方法需要四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字电视广播。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公共电话网络（ps.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第三个组成部分是配有接收文字电视广播的个人计算机。第四个组成部分是零售业中统一的产品编码系统。统一的产品编码就是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产品上都带有的条形码上所包含的数字。
在个人计算机上使用电子表格程序包进行成本分析，已经几乎成为除了极小公司以外的标准实践。在我们假设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个生产单位都用一个这样的程序包来建立其生产过程的模型。这个电子数据表格模型将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劳动量，其他各项投入以及总产出。
在被给以各项投入的劳动价值最新数据的情况下，这个电子数据表能够迅速地计算出产出的劳动价值。
从哪得到最新的劳动价值呢？它们会被公共广播机构在文字电视广播上持续不断地广播。和以前一样，我们假设有一百万种产品，文字电视广播能够每二十分钟广播一次修正了的劳动价值。产品会通过统一的产品编码被识别。个人电脑侦听并更新电子数据表模型，以回应任何广播的劳动价值的变化。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某个工作地点的个人计算机认定当地的劳动价值变化了，那么它将会提醒中心的文字电视广播的计算机并通知这个变化。这类改变或者是由于当地生产技术的一些改变，或者是由于某种投入品价值改变的广播。整个系统将会像一台分布式的超级计算机一样，不停地通过逐次逼近法求劳动价值。
尽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简单的技术，上述方法比一台中央高级计算机更有优势。它不仅进行计算，而且进行数据收集。众所周知，数据收集是任何计划系统中最困难的部分。其次，它将是一个更加健壮的系统。如果一些小计算机发生故障，其中一些劳动价值的数据会过时，但整个系统会幸免于难。唯一易受破坏的点是中心文字广播电视系统，但它比中央超级计算机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备份机器来进行复制。
使用这个发布式计算系统，每个生产单位都能用得到它计算的各种备选生产方案的社会劳动成本。这些数据，即便不是按分钟，也是按小时进行更新。这一系统更新数据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市场快太多了。
信息：社会问题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企业管理人员在统计报告中将数据虚报给规划部门这种系统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假如企业管理者想过得“舒服一点”，他们便倾向于低估当前技术的生产力，对应的便会是对该技术的投入产出系数有所高估。如果这些高估了的数据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定，企业会被分配比完成实际生产指标所需还要多的资源，让企业“松驰”下来并更容易地完成计划（当然这种结果也可被认为符合当前企业工人的短期利益）。另一方面，当涉及到对投资项目的评价时，企业管理者对资源则会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夸张地描述对他们的业务经营范围加大投资将会取得怎样的好处。
我们应该使用单一的程序来记录当前生产和未来投资的技术详情，以尽量避免这种扭曲。假设我们有一个系统能让生产工程师通过它将技术记录在计划计算机上，那么他们就会对所需的投入和预计产出提供详细的信息。在对不同生产技术进行集中评价的基础上，规划系统会选择每一项将要被使用的技术的强度。然后要求生产项目用某个已经记录的技术来开始生产。因为某个工艺流程的提出者事后可能要对它加以实施，因此尽可能准确地指出该生产所需的投入和预计的产出就会对他形成某种激励。
信息、绩效衡量和激励
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不妨将它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种情形进行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上面提到的那些倾向，即管理者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而高估当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时又夸大他们自己业务范围长期扩张的好处，也可以很好地适用于一个大公司的分支机构。假如这些部门是通过公司内部规划而不是经由市场而整合的，那么在这个范围内，那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考虑的因素对它们也同样适用。但当涉及到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时，这些倾向就会被市场竞争力量所制约（假设我们所说的市场本身确实存在竞争的话）。
资本主义的公司也时常会希望“过得舒服”；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且如果进入他们这个特定市场的门槛并不太高，那么更有进取心的企业就有机会进入该行业，而这些新的企业会通过接近现有技术极限的方式开展生产并削弱现有的公司。这就迫使原来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就要承担市场份额丧失、盈利减少，甚至最终走向消亡的痛苦。另一方面对于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很明显其最大阻碍是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为投资目的所借贷的资金支付利息，因此过度借贷无异于自杀。为此人们有很强的动力来对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估（尽管如此，严重的投资错误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还是时常发生）。
那么我们如果也将这类制约对社会主义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为进行模拟的话，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解决两个新问题：即如何对企业的绩效进行评价，和什么样的奖励与处罚是适当的。
评价企业绩效
关于绩效评价，第8章里清楚地说明了针对消费品的市场相关准则（这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产品的市场清算价格与该产品劳动价值的比率。有人认为该比值越高就意味着越“成功”，且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倾向有关企业。对于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来说，这应该会阻止对投入需求的夸大，因为高估会导致更高的劳动价值，从而使得市场价格与价值的比要远低于对投入需求的正确估计。
这个特定的标准，即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仅可直接适用于具备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即我们所提出的系统下只针对个人消费品）。但是，同样的原理通过归属方法也可以间接扩展到这些进入消费品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对生产资料企业的统计评估
假定我们有这样一个投入，譬如某种类型的机床。我们记录使用机床所生产的每份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差异，同时计算这些差异的样本均值。假设该均值最后大于零这个“预期值”。这或许只是碰巧，但运用上面提到的统计推理，我们应该可以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评估，并发现这仅仅是一个随机事件。与此相反的假设是，上述大于零的平均不仅仅是随机的，而是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机床本身是在高于社会平均效益下生产出来的（比如它可能是为某项工作特别设计的产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别高的质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劳动和最少的材料损耗生产的）。所以这个有社会效益的投入导致与其相关联的各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产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规划部门应该能够识别哪些投入在社会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们发现使用该投入而生产的消费品中，其市场价格减去劳动价值的结果明显为负数，那这一投入就应属于这一类（在该语境中的“明显”一词意思是指与零的差值远大于单纯可用几率来合理解释的情况）。
那么我们的建议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对所有用于生产消费品而投入的生产资料进行例行评估。只不过这种方法是概率性的，它并不能产生明确的结论；因为即便几率很小，某种生产资料碰巧得到一个明显的“好”或“差”分数的可能性却始终存在。但这个程序的结果可被合理地拿来做进一步详细研究的基础，比如针对那些从表面上看做得特别很好或很差的企业。
反垄断
一些商品和服务是不可以用于直接消费的，且它们也不直接作为生产资料投入用来生产消费品的。这些商品没有市场价格，此外也不能随意拿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来间接地对它们进行评估。但即使在这里，劳动价值的计算也还是有帮助的。只要存在一个以上的产品生产者，计划部门就可以对来自不同企业所生产的相同产品计算出来的劳动价值进行比较。对于在某些情况下的劳动价值超过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释，否则就应该促使高成本生产企业进行整改。换句话说，“竞争”也是有优点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要用资本主义模式，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也应当防止在某个特定产品上形成一个垄断的供应商，除非对重复建设生产设施的论证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奖励与处罚
我们已经强调对经济表现采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为这样的衡量能够让企业觉得提供正确的信息以及与中央计划部门进行合作是有利的。但问题出现了：如果经过衡量后的业绩会影响到工人的财富，那会怎样影响呢？此外工人们在雇佣他们的企业所取得的“成功”中能获得什么利益？
那种认为金钱激励是人类的最大动力的观点是一个商品生产社会的产物，而并非源自普遍的人性——这种观点在西方经济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业的成功，在那里雇员对公司的忠诚要远高于对个体激励的重视。
我们只需想想商业之外的职业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标准的重要性，如士兵们的荣耀、解除他人痛苦的护士，对学者的尊敬和演员的声望等等，并由此意识到有些回报比起金钱来说毫不逊色。虽然穷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希望得到金钱来维持生存，而富人对它渴望主要是因为它是成功、地位和声望的象征。
然而我们却仍然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保守派会如此狂热地相信金钱动力对获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须的。对资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标准是自我扩张，这确实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而对于资本家个人和其理论的提供者庸俗经济学家而言，所有一切似乎都颠倒过来了：金钱似乎成了行动的必要激励或奖励。事实上，将崇高的意义附加到对金钱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资本的内在必要性鼓吹的结果，或是这种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为资本的代理人，经理人和企业家不得不将金钱看做是人类动机中的最终驱动力。
（ps.上述段落是在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金钱激励的价值观，而非精神激励。在资本主义社会行不通，不代表这种激励在其他社会行不通。）
因此我们并不建议将奖金与企业的价格价值比挂钩。这会与第2章中的分配原则相冲突。的确，某个行业的高价格价值比意味着该行业需要扩张。企业可以通过开发一种人们非常喜欢的产品，或利用一个特别有效的生产方法来达到一个高比率，这两种做法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我们还可能遇到与工人的工作绩效完全无关的价格价值比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因为企业的一些不可控制，甚至无法预测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产技术、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资源的成本和获取上发生了变化等等。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来的，哪些是靠运气的来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现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为坏运气造成的。只不过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是一个问题：好运气和良好的判断力都会获得回报，而坏运气和磨洋工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但我们希望这种任意性不要进入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体制。
即使我们避免将个人薪水、奖金与企业绩效挂钩，但是对效率的激励却仍然有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奖励。从消费品营销算法形成的结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会劳动力上特别有效的企业将被分配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工人也就会获得更多机会（比如有更好的晋升前景，有机会参加和打造一个不断增长的业务等）。而当企业呈现出持续低于平均水平的效率时，那么该企业就会缩水，同时他们的工人将会被分配到别处。而要让这一机制得到良好的运转，工人们就不应该任何固定的企业或行业内长期工作下去（虽然他们有被聘用的权利）。我们将在第14章对维持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所需的财产关系进行讨论时再回到这一点。
（ps.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就是比较值得商榷的地方。）社会主义与创新
此文是大卫·科茨（David M. Kotz 经济学家）写的，因此部分观点与上述不同，大卫似乎主张存在一定的物质激励。
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三个特征与创新行为有关。
第一，整体经济计划的主要特征将由民主进程决定。
第二，不是通过市场力量或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而是通过“经过协商的调节”进程来对经济进行计划和调节。这意味着资源分配将由工业机构及地方和地区协调机构来决定。这些机构有所有受影响的选民的代表，包括工人、消费者、供给者、地方社区，甚至诸如环保主义者、职业安全行动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单项问题”群体。这些机构将通过各方的利益妥协来达成决议。此外，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或企业被认为是社会财产，它们设有董事会，其代表包括受企业活动影响的所有群体：工人、消费者、供给者和地方社区。
第三，人人都要把其部分工作生活贡献给各种类型的主要工作，即迪瓦恩所区分的计划和管理工作、发明工作、教养工作、技术工作和非技术的，重复性工作。这将消灭社会分工，同时保持技术分工及其效率优势。
在没有竞争性的逐利行为或政治局没有要求创新的情况下，什么才是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中创新的动力?
第一，该体制的民主和参与制度将使人们能够要求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创新。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将通过其所担任的三个角色——消费者、工人和社区成员，坚持从创新中获益。
与任何一个经济体制一样，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也会开辟创新的第二个潜在源泉。倾向于寻找改进其工作方法的途径是人类的一种特性，这完全不同于少劳多得的想法。
如果人们想要创新，那他们就必须在体制中为那些有能力实施创新的人提供有效的激励因素。企业经理及参与创新任何阶段的其他人，都应该因成功地进行创新而获得适当的奖励。假设决策者会自动进行创新是不够的，必须通过一套奖励体系告诉他们，社会重视创新。无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孰多孰少，这种奖励都是需要的。为激发创新行动，薪金刺激不必太大，只要能给创新者带来显著的消费利益就可以。
既然没有竞争刺激以迫使落后企业在工业中采取最好的技术，那么，企业经营会不会干脆拒绝改进呢?如上所述。一个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企业不仅是其工人的财产，而且是社会的财产，企业外的全体选民对此也有合法权利。工业机构一定会密切注意落后企业的动向，工业和企业机构的消费者代表一定会拥有足够的权力对它们施加压力，使其做出适当的变化，必要时可强制实行财政惩罚。
为使这个体制有效运作，除了自然垄断外，每个行业都要有一个以上的企业，其目的不是要强制贯彻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形式，而是允许从市场交换及其他来源中搜集与企业成果有关的比较信息，从而有根据地决定企业应该如何变革。事实证明，应该变革的并不总是成本较高的生产者，成本较低的生产者可能通过反社会的实践而不是通过更高的技术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可以通过建立一个致力于推动整个经济创新的创新促进委员会(Innovation Facilitation Board)来解决这个问题。该机构将得到中央国库足够的财政支持。想要发明新产品、新工序或者从事创新开发阶段工作的企业、非正式组织或个人都可向该机构提出申请，该机构将能批准这些申请，使其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获得成功的机会。
对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而言，确定创新促进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是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创新促进委员会包括所有受到创新影响的全体选民的代表，就可能会破坏预期的工作。重要的创新大都有受害者，在创新的初始阶段，创新的潜在成本可能比其潜在收益更明显。如果简单地采用广泛代表性原则，则会在新产品和新工序的潜在收益还不明显的时候阻碍其发展。
为能贯彻创新使命，创新促进委员会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或许可由消费者代表和各类专家组成。只要实施创新的最终决定取决于一个代表委员会，那么，这种脱离常规的实践就会与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相一致。为产生新产品和新工序，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要推动和鼓励发明阶段和开发阶段。看来，保护创新的早期阶段，避免在这个阶段做出最后的社会决定，直到创新发展到能对收益和成本做出很有根据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实施创新的决定必须通过该体系的关键程序(所有受影响的选民的评估和相互妥协)的考核。这就要求建立第二个机构，即创新核准委员会(Innovation Approval Board)。它将以通常的方式建立，包括所有相关利益的代表。其作用在于决定是否应该对生产或引进得到创新促进委员会批准的新产品或新工序开绿灯。
为实施主要的创新，剩下的问题可能是要允许一个现有企业进入一个新的生产线，或者允许建立一个新企业。这会引起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对。为避免这个问题，一旦得到创新核准委员会批准，创新者就应有权要求允许其建立一个新企业，或者支持其将一个现有企业撤出原有的工作线，以便实施创新。批准这一要求的决定有可能需要创新促进委员会和创新核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
公共和私人物品的创新之间的平衡应反映公民的优先权。决定采用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的代表机构应全面考虑外部利益和成本。包括那些影响工人和环境的因素。这些决定不会面临将成本强加于第三方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竞争性的逐利行为的产物。
同样，也没有政治局官员支配创新的优先权。相反，民主决策将决定创新的数量和分配。在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将不存在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企业之间的那种产生浪费的分离现象。因为机构之问的横向关系将是健全的。如果研究与开发机构被设计为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创新体制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和企业间相互派驻代表就应允许两种机构有效地相互作用。最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导致创新产生严重的外部成本的原因——一心一意关注产量的增长而缺乏民主——将不会是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特征。
结论是，总体上，界定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些基本制度有利于创新。
无领袖的（Acephalous）国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书作者提出的这一套民主制度——译者注）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依旧是一个国家。其中依旧包含一个少数人必须服从的有组织的公共权力（需要提醒读者，作者在此处似乎混淆了镇压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在国家出现以前，就已经有执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权力机关了。——译者注）。平民（demos）可以用它来反对任何残余的或者新生的剥削阶级，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会是无领袖的（acephalous）：没有国家领袖的国家，没有国家作为阶级剥削工具标志的等级制。
各种公共权力的机构，都是通过由抽签产生的公民委员会来控制。媒体、公共健康卫生、计划与市场机构、以及其他各类工业部门都会有他们的陪审团。每一个陪审团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能力范围。比如能源工业的委员会当中，常常需要决定能源政策相关的细节，但是同时不能忽视公众的投票，比如逐步放弃核能的应用。会议的席位并不需要均匀地从公民中选出。比如公共健康会议，可以一部分从医药工作者当中随机选出，另一部分则从普通公民中选出。就如同布莱尼姆曾经说的，原则应该是，所有那些对此问题有正当利益的人应该有机会参与管理。
这个观点与社会民主和迄今为止的所有存在过的共产主义制度都有极大的差别。比如，计划不再是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过抽签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控制。由于这一委员会是抽签产生的，因此其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委员会自治于任何政府之外，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作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自治机关—— 独立的中央银行，广播机构，艺术委员会，研究机构等等——的类似物。这些机关都并不一定需要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们的章程和它们管理者的社会背景会保证它们的运行。如果社会主义的类似机构有可供公众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体人民的监事会对其进行监督，而且它们的审议也是完全公开的，那么公众对于这些机构的控制就是有保证的。
由于委员会管理该项目成员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可能被用于其他活动，从国家账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会劳动。相似地，流向这一项目的公共动产也是以用于再生产这些动产的那部分社会劳动为前提。因此，作为一种流，它也是抽象的社会劳动。一个委员会的动态经济权力最终都是对社会劳动的管理。
这种权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劳动预算的小时数来衡量的。但是以什么权利来获得这一权力，而谁又来规定这一权力的大小呢？
这一权力要么是从上往下移交，要么是人们自己来进行委托的。考虑一下管理学校的委员会的例子。它的权力是从某个地方或国家的教育委员会下放过来的。这一教育委员会拨给学校委员会一笔年度预算。让我们假定学校是当地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教育委员会的预算是由当地选民决定的。这些选民会每年决定从他们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时用于教育。
至于制造业委员会的情况，代表则是更加间接的。它的产品——也是是铅蓄电池——所对应的需求，并不是具体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较间接的社会需求。社会所需要的电池数量，是汽车、电话更换量、收音机等制造量的一个函数。只有国家或者长期联盟的计划机关才能对其进行计算。因此，只有计划机构可以决定电池生产的预算。
无论是当他们自己投票决定税收，或是投票决定委托在预算之内提供免费服务的demarchic会议，亦或是通过“投票”来选择商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用劳动时间来投票决定这些商品的生产），在所有的情况下，民众都是权力最后的委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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