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全面生育遇冷 全面放开二孩会出现哪些社会现象？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更能反映人口增长问题的严重性。总和生育率是指育龄妇女在育龄期间（一般认为是15到49岁愿意并且能够生育的婴儿数量）世界平均更替生育率水平（即保持人口长期稳定需要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为2.1，一般认为我国略高于这一水平为2.2左右。我国自1993年开始已经持续20余年总和生育率低于2.2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左右（世界银行的数据，六普显示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1，考虑到漏报瞒报因素，我国人口学专家普遍认为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4-1.5）

3.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突出

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变化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与同为发展中大国和人口大国的印度比较，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0-14岁和65及以上人口占比与印度基本相同，自7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开始显著快于印度，1960年中印0-14岁人口占比分别为40.0%和40.3%，到2014年则为17.2%和29.2%；与此同时，我国老龄人口比例从3.7%上涨到了9.1%,而印度仅从3.1%上涨到了5.5%，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显然更为严重和紧迫。

4.性别比例失衡或影响深远

性别比例失衡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按照人口学的理论，人口出生适宜性别比在107，由于男性夭折比例要高于女性，随着男性比例的相对下降，在适婚年龄段，两性比例会趋于平衡，而目前，我国低幼年龄段人口比例严重超高，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我国0-4岁、5-9岁和10-14岁性别比例（女=100）分别为119.1、118.7和116.2，预示着未来十到二十年适婚年龄段性别比相对当前更加失衡。

此外，单独二胎严重不及预期。“单独二胎”在全国正式实施时，国家卫计委曾估计，每年将会新增超过200万个新生儿，而试点满一年后全国各省市报告的申请总量仅为128万份，剔除省市虚报和申请后并未生育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新生儿实际新增不足100万个，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期。

综合以上因素，可以看到，全面二胎某种程度上是我国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全面放开二胎是否有效呢，事实上，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人口的长期增长几乎没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低生育率是难以逆转的！低生育率是难以逆转的！低生育率是难以逆转的！

年日本人口总和生育率变化

年新加坡人口总和生育率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以日本和新加坡为例，日本自1974年开始人口总和生育率水平开始低于更替生育率水平，自80年代初，日本开始采取一系列的鼓励生育措施，然而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只有在年间有一个短暂的生育率回升，此后生育率一路下滑，2003年左右已经下滑到了1.3以下。

新加坡建国时生育率曾高达5.4，为抑制人口过快增长，70年代开始，新加坡提倡节育，提出“两个孩子就够了”等口号，取消生育多个孩子家庭的部分福利，生育率开始急剧下滑，1977年生育率首次低于更替水平，到80年代中期，生育率已经降到1.6左右，1984年新加坡开始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3个以上的孩子，但是并没有起到效果，1986年生育率下降到了1.4，当年新加坡取消了计划生育和人口委员会并鼓励生育“三胎”以上，1988年生育率提升到了接近2，然而次年生育率就再次进入了下滑通道，此后生育率继续下跌，2013年生育率已经跌到了1.2以下。

事实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东亚文化圈的生育率水平整体较低，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2013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生育率仅为1.8，而考虑到北美和澳洲的发达国家对地区平均生育率水平的拉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生育率要比1.8更低，明显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年世界主要区域人口总和生育率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除了地区性的相对低生育率影响之外，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会导致单个育儿支出随之上升，动摇育龄夫妇生育多胎的意愿；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则提升了育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三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这会使得我国低生育率水平难以逆转。

年我国人均GDP（美元）水平增长

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或许对于低生育率的持续有更明显的作用，自2003年以来我国高等院校女生与男生入学比例（男=100）持续升高，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女生与男生入学比例（男=100）已经从2003年的82.9提升到了2013年的115.0，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从102.6提升到了110.3，2008年，我国高等院校女生与男生入学比例首次超过100，即高等院校女生入学数量首次超过男生，随后2010年我国高等院校女生与男生入学比例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女生高等院校入学率仅为男生的1/3和一半，受高等教育女性比例的提高对于生育率的降低具有明显的抑制（此处笔误，应为促进，感谢评论里各位指出错误）作用。

在写这篇报告时，我做的假设就是在2016年会正式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但是根据国际经验，这种全面二胎政策对于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也仅仅会维持两到三年的时间。

我在以下的假设下，做了比较乐观的人口增长估计：

假设：

（1）全面放开二胎所催生的婴儿潮不具有持久性，婴儿潮持续期为3年，即年。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的人口统计规定，把育龄妇女的年龄区间设定为15-49岁，年每年各年龄段的育龄人口妇女数量以“六普”数据为基础进行平移调整。

（2）二胎政策调整对于“15-19岁”和“45-49岁”两个年龄段的生育率的影响微小，可以忽略不计。全面放开二胎对于“20-24岁”和“25-29岁”两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具有生育率明显的提升作用。“30-34岁”、“35-39岁”和“40-44岁”三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受政策影响会“补偿生育”，“补偿生育”是全面放开二胎导致新生儿增加的主要因素。

（3）假定2016、2017和2018年“20-24岁”和“25-29岁”两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受全面放开二胎影响，生育率分别同比前一年提升10%、10%和-5%，不考虑死亡对于育龄妇女人口基数的影响。

（4）假定由于放开二胎导致的补偿生育使得“30-34岁”、“35-39岁”和“40-44岁”三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分别提升至“五普”对应生育率的50%、75%和60%，新增新生儿在三年完成生育，三年新生儿占补偿生育新生儿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0%、50%和30%。

根据“六普”数据，全国总和生育率（未考虑漏报、瞒报）为1.18，假设漏报瞒报率为15%-20%，再考虑到2013年末以来实施“单独二胎”的政策效果，估算2015年人口总和生育率约为1.5。近十年来我国新生儿数量在万左右，2015年新生儿数量约在万之间，取1600万作为未实施人口正常调整的新生儿“自然增长量”，超过1600万的新生儿数量为受到人口政策影响的“新增数量”。不考虑死亡率对于育龄妇女基数的影响，根据“六普”数据，估算年育龄妇女数量分别为3626.0万、3573.7万、3531.1万和3460.0万，整体呈逐年递减的趋势。

这已经是比较乐观的估计！

这已经是比较乐观的估计！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在不考虑强制生育二胎这种奇葩政策出台的前提下，对于直接的人口增长仅为300万-400万，甚至更低，而所谓的婴儿潮，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几句感慨：

有的政策能够摸着石头过河

有的政策可以有决策思维惯性

有的改革可以稳健推行

但是人口政策

或许不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或许是中国正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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