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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7万和8900多万 谁才是贫困户？
“精准扶贫”，就要先找到到底帮谁。谁才是贫困户？这估计就够的“精英”们忙得外焦里嫩了（我觉得要解释清楚我也外焦里嫩了）。
不细想的话，这好像是个理所当然的问题。但光这个，就 把某省的第一书记们折腾了好几个月，到现在还没消停。
中央文件和法定数据：
1.“精准识别”是指：“通过申请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信息录入等步骤，将贫困户和贫困村有效识别出来，并建档立卡。”（201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到目前为止，根据“建档立卡”（这项工作现在仍在进行），得到的全国贫困人口数字是8900万。
建档立卡其实就是民主评议加多维度考察贫困。比如这个村有10个贫困户的名额，那就全村开大会评出最穷的10户，具体看的指标包括收入、支出、住房、农田、家里病人和学生的情况等。（实际操作中，名额不是按户给的，比这更复杂。）
2.2014年底，我国的全部贫困人口是7017万，比2013年减少了1232万。（2015年2月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法定数据，贫困人口数是7017万。
这个 数字是在全国7.4万的抽样样本中推测出来的。我一度觉得这不太靠谱吧，问了人大农发院的一个教授，他解释说这还是很靠谱的，随机抽样，样本量够，执行规范的话，可以推测总体。国家统计局在全国每个县都有调查队，统计贫困人口的唯一指标是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这涉及到支出和收入调查，调查队采取记账的做法，每有一笔就记一笔，是个需要长期观察的繁琐工作，基层的非专业人员做不来。
然后这两个数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是，建档立卡的统计规模依据于统计局的法定数字，不能超过后者太多。但其实这种依据十分“不精确”（仅是我在B县看到的情况，别的地方不知道）：
去年8月份，当“建档立卡”的通知一层层从中央、到省、市州、再到我去的B县Z乡乡长手里的时候变成了这样——
领导上午打来一个电话：你们统计下你们乡各行政村的贫困户是谁，统计的规模依据是“×××”——这个 数字就是国家统计局之前公布的2013年底的全国贫困人口数，也就是7017+1232=8249万人加上减贫指标，层层分解到各县、乡、村的人数。
领导说了：“晚上你就得给我报来啊。”
然后Z乡的乡长和全县各乡乡长就开始加班，给村里打电话，据说当晚B县各乡的办公楼是一片灯火通明。
当天接到通知的村支书、村长们，显然并没有时 间和精力“申请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报贫困户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村长们仍然按照惯例写了自己、自己的亲戚和熟人为贫困户。倒不是贪钱，因为按照惯例，这个钱也不是发到户里的，而是直接发到村上，有的村就全村分了，有的留着修路、修水池什么的。于是这个其实十分“不精准”的数据就被报上去了。
到今年6月份，习大大去贵州考察了一圈，大谈精准扶贫。广西某县出了篓子，因为评上贫困户的居然有车有房，上面就怒了。
习大大说话比国务院管用不是一星半点，大家这才理解“精准扶贫”、“精准识别”是来真的！于是各省就开始前所未有的严格核查到底谁是“贫困户”。
要命的是，对B县的各乡来说，去年8月报上去的那个数据现在成了他们的镣铐。上面的指令变了几次，开始是说，得把不是最穷的踢出去，但户数不能变。这样重新整了一遍，因为具体哪户已经不一样了，而每户人口又有差异，最后这个人口数就差别很多。
那上面又说，你们人口不能变，户数可以调整。于是这就变成数字play了，既得是最穷的，人数又得不多不少差不多占上（可以适量少，别多），然后户数又得凑成整的（最后帮扶政策是按户来的）。比如这个村的名额是90人，现在还剩5个名额，有3个家庭差不多穷，那谁能幸运地变成贫困户，就看谁家刚好5个人，不成的话，4个也行吧，反正您家要是有6个那就没戏了。
由于方法不同，国家统计局的法定数字是单纯考虑收入，从抽样调查中推测出来的7017万人。而建档立卡通过开会和实地评测（其上限的依据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按照建档立卡工作的细致要求，可以在法定数据上上浮10%，个别困难省份可以上浮更多，文件太长，就不粘贴了）找到的是8900万人。这两个数据单看数字就差了1900万，具体到里面涉及的人群，差别就更大了。
所以2020年要全部脱贫，是7017万还是8900万？国务院扶贫办的副主任洪天云在某次发布会上很模糊地说：两边都 要脱贫。这意味着，其实我国要脱贫的人口既不是7017万，也不是8900万，可能总规模达到1亿多。
那位人大教授的说法是，建档立卡的还好说，因为“精准扶贫”能覆盖到，而在某些落后地区，那些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名额有限无法被纳入贫困户的人就比较难了，只能靠“地区经济发展”带动了。
在B县的C乡，我去了一个非贫困村的非贫困户家里。全家有5个老人，3个小孩，只有1个女性壮年劳动力，5个老人里3个有残疾：瘫痪、智障、聋哑。我去的时候，瘫痪的那个老太太就在门口一个小棚子下，自己晒太阳，海拔3500米以上，自己在那吹风。就这种家庭都没评上贫困户，据说村里有更困难的。
这个村也没评上贫困村，乡里有5个行政村，2个贫困村名额。
这个非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除以总人口）是11.7%，另一个该乡的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是12%，0.3%的胜利！
目前省里刚出了一个文件，说精准扶贫工作中，贫困发生率低于4%的村可以申请“脱帽”贫困村。但人远远高于4%的村却想戴帽而不得。而且按照 惯常的行事法则，脱帽是可以的，戴帽是万万不可的，除非重大灾难，要不你怎么解释国家做了这么多工作，你还返贫？基层也不愿意承认。
那些贫困发生率本来就甩了4%几条街的村就只能自求多福，期盼“地区经济发展了”。当然也不是毫无指望。因为全县的贫困发生率也得低于4%，才能申请脱帽贫困县，所以这些非贫困村理论上不会被抛弃。具体在扶贫政策的倾斜中如何平衡就看基层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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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能发展吗？
某第一书记（从省、县一级派到村里的，专门负责精准扶贫的驻村干部）的原话：党觉得他们穷，他们自己没觉得自己穷啊！
这是第一个难点。刚去的第一感觉可能是村民很懒。问养不养×，不养。问种不种×， 地不够。问 去不去打工×，语言不通，家里老人小孩走不开。
总之，虽然你看人很困难，人自己似乎并没有强烈地脱贫愿望。
但要钱似乎是很有经验的，县里让某村种车厘子，免费提供树苗、技术，村民就说了那要一亩给1300的补助。
后来有一天，车沿着金沙江东岸的公路，先后经过了一片荒芜的核桃林、葡萄架子后，第一书记就又感叹了：其实也不是懒，我能理解，以前也让人干这干那，也没实际效果。
这是一个信任问题，那些被评上贫困村的，一般都是长期扶贫没什么效果的，村民已经不信你政府能帮我怎样怎样了。估计以前也“忽悠”大家发展过不少产业，都不了了之。最重要的，好多村里的路都没修通。那村民的想法就很实际，他们不看长远利益，能拿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村子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有些村的基层组织太弱了。比如村支书是常年找不到人的，村长没什么威信。那这种村很难发展集体经济，要搞合作社、要一起组织去路边卖卖水果，都很难。
然后抛开以上，最大的障碍是，有的“地区”，我真是觉得就不适合发展经济。比如C乡，5个村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干旱山地，除了那种雾蒙蒙一团的荆棘丛和石头，就没有别的东西。有限的劳动力，种点地已经很难了，很难搞什么增收的产业。
针对这部分人，在扶贫政策“五个一批”中，有一条是“搬迁扶贫”。但搬迁扶贫首先是又有名额限制的，在困难地区，这个名额不见得够。另外 每户的经费只有20000，从政府角度来说，考虑到总量，是不小的投入，但对每户来说，如果他们搬到别的地方没有新的生计，那20000也没多大用，盖个房子都不够，脱贫还是很难。
除了这些偏远的乡，B县的整个问题是离中心城市太远了，到省会要开15-20个小时的车（看大车还是小车），离最近的 高速公路有900公里。这样什么东西都不好运出去，市场是十分有限。
从省会来这里的第一书记呆了几个月之后，画风变成了：到××才5小时，那很快啊。到××才7小时，那很近。我开车带你去××，一天就能到。
比较神奇的，在这个十分偏远的县，现在居然有两个大学生创业项目。数十年来绝无仅有，好歹解决了当地几名青年的就业问题。 但项目能不能坚持下去，就有很多因素了，在北上广的都嚷着“创业维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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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特殊问题
1.语言。30岁以上的农民，会说汉语的很少。汉族干部去村里一定要带翻译的，要不和人 无法沟通。当然带了翻译也有隔阂，毕竟语言不通。然后语言不通也导致 村民不去内地打工，觉得去了会受人欺负。以前援建B县的S县，组织了一批当地居民去S县工厂，结果后来工厂说：你们别来了，工资照发行吗？ 据说这批人经常工作着工作着就翘班不见了。语言不通还会直接“致贫”，比如家里有人生大病，得去内地求医，就必须带个会汉语的向导，或者去了内地找个导医，要不无法和医生沟通，这就得多花一笔钱，保险还不报销。
2.宗教信仰，会影响到一些特定的行为。比如当地的藏族居民普遍比较抵触养鸡合作社，因为他们觉得杀生不详。养猪、牛顶多一年杀一两头，养鸡就得杀很多只。
3.长期的补贴政策导致的“等靠要”思想。就是拿钱已经拿习惯了，产业反正从来没发展起来，所以还是希望等着拿钱，这个多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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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真的在发展
这次去之前，我对藏文化的感情和认识大概是必须保护文化多样性啊，这个现在没变。
但有一个很无奈的事实是，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我越来越觉得孩子还是得学好汉语，这是很实际的生存问题。但现代化的、全国性的教育必然又和保持传统文化和本地文化有一定抵触，别否定这一点，毕竟大家的学习精力有限。
前几天看到汪晖在一篇文章里说：
“比如新疆的语言，那里的青年语言能力并不弱，他们会很多种语言，但都没有用，只有会说普通话和英文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有能力，他们会的那些多种语言因为不能在商品市场上进行交换。换言之，能力只有变成商品才能被计算为能力。”
他对这种“能力平等”是持反思态度的，但怎么办呢？反正现在也只有学。
在下一代中，教育水平已大大提升。周末我去当地的寺庙里，刚好那几天在念长经，远近乡里都来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很多小孩子在寺庙各个角落拍板。我看了看，卡片有两大流派：植物大战僵尸和熊出没。
才上小学1 、2 年级的学生，字认得很多，“僵尸”也认得。我在那发微信跟人感叹这事，他们还能跟着念。
去村里，如果碰到已经上小学的，可以抓来做翻译。相比他们30+的父辈，小孩子反而更好交流。
中学生就更厉害了。念长经的第一天，特别有趣，隔了两条街，寺庙在讲经，这边县政府附近， 共青团在搞一个活动，来了很多中学生。活动本来要绕城一圈，但寺庙那边法事活动的时候历来是要交通管制的，于是就看不到举着团旗和横幅的少年们走过寺庙的场景了。（这个能有拍下来是很好 玩的素材。）
活动结束了我和高中女生们聊，真是爱笑的活泼的女孩子们。而且说话出乎意料地正能量又真诚， 真诚地让我惭愧。印象比较深的有：
“读书，找了工作做父母的后盾。”（我到现在还没这个觉悟和行动力）
“我哥哥去年17岁就嫁了（这边挺多倒插门的），家里读书好的才能读到高中。”（这是一个女孩子说的，看来这里不怎么重男轻女）
“我们老师对我们可好了，有这么好的人啊！早自习晚自习都陪着我们。”（回想一下，我们高中老师也是早晚自习都“陪着”我们， 然而……）
这群孩子感叹能上到高中很幸运。我问她们还去寺院吗？她们说上学后就太忙了，现在一年去一两次的样子。（全住读，而且在B县，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周一到周六上学，初中开始有晚自习，大概孩子放假了家长也不好管。）
在B县的初中，有援建单位的援藏老师。按照省里的规定，教师要评中高级职称，都要去援藏。援藏的老师对当地师资力量是极大的补充。
某天早上10点多课间，我去初中找援藏老师班上的中学生。他们说最大的改变是语文变好了，汉语对他们跟外语差不多，援藏的这位老师来之前，他现在带的两个班90多个学生，只有5个人及格，现在基本上都能及格。
不管是高中校园还是初中校园，都有一个除了国旗、国徽、藏文发明者“吞弥桑布扎”之外照耀校园的异类——韩流明星EXO和权志龙。
权志龙无敌！我有天去某贫困村，在某家的家具上也看到了权志龙，他旁边的贴画是TFboys里的王俊凯。
一位来自西藏的师兄评论：本质上是全球化、现代化。
我比较同意。“汉化”这词的问题不是不和谐，而是不准确。
中央的一个提法是“扶贫先扶智”，听着挺口号，我觉得说得挺对。
藏传佛教寺庙，传统上，在藏地其实有学校的 职能，培养政治家、艺术家、文职人员、法律人才和医生。但是这套体系，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松散崩溃了，这不仅是汉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宗教逐渐被世俗取代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如果说临公路的藏房上插着的国旗，多少有点刻意装门面的意思；那走在县城里，GAP、耐克等国际品牌的Logo，粤语流行歌曲，辛普森一家的印花T恤，则是无意识地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高中生、中学生大多都有QQ，10年过去，那只企鹅依然是少男少女的最爱。但10年过去，今日的少男少女们已经很少去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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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磕长头去拉萨的人
去C乡的路上，路过金沙江上正在修建的一个水电站。水电站建在S乡， 这个乡一片欣欣向荣。
水电站会淹掉一部人房屋和田地，据说每户的补贴可以达到百万级别。
水电站带来了3万多工人。我到的时候，S乡有茶楼 宾馆 KTV 夜宵铁板烧什么的，今年新建了很多商店。
再过一个多小时，颠到了C乡，整个乡中心就几栋房子，政府和小学用的一个院子，和S乡根本就不像平级的行政单位。
一个水电站，彻底拉开了两个乡的距离。当村民们高兴的时候，一个他们可能目前不很在意的问题是水电站的环境隐患。
当然，水电站的环境隐患到不见到就是S乡的患了，上下游指不定哪儿，这个项目具体的环境审查不清楚，不是采访主题。据说C乡也要建水电站了，工程已经批了，还没正式开始。
也是在去C乡的路上，一段人迹罕至的公路上，碰到4个磕长头去拉萨的人。大冬天的，但是农闲，所以藏族农民选这个时间去朝圣，估计磕去得3个月，2016年了。
两年前去拉萨的时候，在布达拉宫，成群结队的围着布达拉宫磕头的人让我震撼，让我赞叹这种文化的惊人的美感。
其实现在想想是“异域风情”，被一种我不了解的信仰的神秘所吸引。政治不正确一点，信仰和愚昧一线之差。
路上的这4个人，拉碴的胡须，打结的头发，灰扑扑的外套，脸上依然杨怡着那种相信者的幸福。我却忍不住毫无浪漫地想，这几个算贫困人口吗？这样的藏区农民，一生无灾无病就罢了，万一摊上几个上学的小孩，摊上一个病人，分分钟穷到没有朋友。
巨大的现代机械、繁忙的工地、商店、水电站； 寂寥公路上的几个寂寥的磕长头的人。无论借助哪一种方式， 人世的福祸总是难以预测。
几百年来，C乡的乡民进山、出山的时候，都要去“阿翁苍空”（音，意思是爷爷念经的地方）敲三下，供奉一笔香火。这是一块传说中有灵性的石头， 人们求它保佑出入平安。现在石头上建了一座小小的房子，两个喇嘛在此修行，公路就在房子边，
这一段水泥路过后，颠簸不平的石子土路盘山而上，C乡在更高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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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们在干嘛？第一书记的老大是谁？贫困县和贫困县也是不同的
最后，和B县无关，说说本省的整体情况。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贫困县和贫困县是不同的，第一书记和第一书记也是不同的。
本省的做法是把××个贫困县分给省级领导和省直厅级单位，然后从这个县里选一个贫困村包村（该贫困县的别的贫困村的第一书记由市级或县级单位派驻）。
省级领导包括省委书记、省长、纪委书记等等等。当然这么大的领导不可能跑到村里去做“第一书记”，那么他们就派自己的手下，比如秘书去下面做具体工作。
然后省直单位，就多了，包括妇联、团委这样的群团组织，包括广电 局、知识产权局这种你也不知道他们去了村里能从哪里入手的单位，甚至还包括大学（和有些机构相比，大学可能算资源多了）。
省级领导的资源最多，他们的工作组到哪里扶贫， 可能就有国企、公司各种资源贴上来。而一些比较尴尬的单位，比如妇联，我没具体了解过，实在想不出他们该如何“结合自身优势”来搞扶贫工作。
这××个贫困县的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区位条件好，交通相对方便。有的则十分偏远，一时难以脱贫。省委书记会挑哪种？省长呢？纪委书记呢？大家自己想吧。
不管7017万，还是8900万，到2020年，要全面小康，就必须完成精准扶贫。其实只有4年了。一个婴儿学会说话，一个大学生毕业，就是这么长时间。
转眼到了年底，上一年的“精准核实”刚做完，“精准减贫”的指标就下来了。不出意外的话，在2016年 初，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我国的贫困人口就会变成6000万左右，又减少了1000万！数据发布的之前之后，又有多少个村长、乡长得开始新一轮的数学 play?
我去的几个乡，基层工作人员都是连轴转的模式。有一个小伙子去走访贫困户，说到那家有个什么病人还是怎么（他们中间在说藏语，我没听全）。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左下腹疼是不是阑尾炎。他说他疼了两天了，没请上假看病。我说右边才是阑尾。他说自己管得太多了，又管防火，又管防汛，又管退耕还林……另一个乡，本来有个今年要结婚的，因为没请上假， 婚也没结，这不是边防战士的标准故事吗？
但他们已经这么累了，工作也没什么起色，效果今年还看不出，精准核实才刚刚收尾。
和扶贫工作比起来，“创业维艰”什么的， 哎，算什么呀。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