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临沂网戒中心的报道《飞越十三号室》。7、8年前看过新闻调查的报道，2016年8月再次看到网帖，发现这个地方居然还在，稳如泰山，还生源不断。就去写了。说起来还是从的这个帖子下找到非常重要的采访对象，感谢。
感谢此前的不少新闻报道，把网戒中心内部的规则进行了基本的解释。我们则是希望进一步找好的到故事，为什么故事重要？为什么故事可以是最好的载体？这个可以单开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如何评价杨，我在采访中在临沂网戒中心楼下守过一些天，在一个早上在见到了杨。文中偏后的地方写到了这个场景。我描述了看到的他的形象、精神状态，和他身前身后呈忠诚守卫状的一些家长。文中还有很多源自少年们控诉的杨的作为，我们尽可能多方查证，确认这些是事实而非愤怒的抨击。比如，杨会在开着仪器电击小孩的时候，说”我眯一会儿”，让机器自己工作，自己一旁打盹去了，这一事实同时有数位采访对象分别确认。更多的请直接看后面附的文章。
有一本杨本人署名的书《网瘾的是与非》，书中有两句话能代表他的想法，第一句大约是他认为我国网瘾现实严峻，第二句是孩子陷入网瘾，必然失去生存机会。“人最重要的是生存权，之后才是被保护权、发展权。”既然这些孩子都差不多是些废人了，电击的伤害性是不足挂齿的。这是他的基本逻辑，也是很多家长的。
这个稿子立意并非在抨击、揭露黑暗事实。这方面新闻报道已经报道充足。这个选题对于作者的不好之处在于，此前曝光过度。必须要找到新的角度，提供新的事实。找故事需要辛苦工作，也依靠好运。通过不断采访中发现，最有意思的不是这个“集中营”有多残酷、黑暗，而是其中一个个少年如何用他们的方法来反抗这种压迫。编辑说，集中营没有意思，集中营里的反抗才有意思。想想那些电影，《美丽人生》《飞越疯人院》《肖申克的救赎》等等都是如此。所以文章是这么开篇的：“即便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反叛行为也生生不息……”
反叛的方法很有意思。除了自杀、逃跑这些“常规”的（说来残酷，这很常规，而且通常都失败了），成功的反抗最吸引人，也是最有力度的。文章的核心故事是按照两条路线组织的。主人公A的自保方法是“上层路线”，从底层干部做起，辛苦攀爬，直到做到班长，他只被电了一次。主人公B更有意思，在这个戒网瘾的地方，他团结了部分《魔兽世界》的玩家，搞了一个地下抵抗组织，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情报网，确保自身安全，他只被电了两次。相比一位采访几个月被电了100多次的少年，他们算是相当成功地自保了。杨教授统治这个地方用的是政治手段，这些十几岁的少年的反抗同样也有意无意地采取了政治手段，真是我国特色。除这两位之外，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人物出场。比如“徐浩”，进去的时候没有网瘾，出来网瘾了。他之前跳街舞、交白卷、不上学，出来后打起《魔兽世界》打游戏赚了二十万，给家里买房，交了首付……，我本人最喜欢的是网管“王大宇”和革命未竟半夜跟我叹息不止的“冯宵”（都是化名）。希望“失踪”的王大宇其实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过得不错。也请跟你的小兄弟陈一鸣（化名）联系。他很想跟你再见面。
这是我自己写过的最有趣的题材之一，这个主题可以非常丰富、非常深刻。写完后跟编辑讨论，这个选题是有极限的可能的。遗憾我们只伸手够到了一点。非常感谢编辑，这次学到了很多。
希望这个回答对各位有所帮助。附上是报道原文：
飞越十三号室
本文由ONE实验室原创，首发于「ONE·一个App」。
导言：人们通常以为邪恶统治是国家层面的宏大事物，但是在临沂市网戒中心，一位市医院的副院长，仅仅凭借十三号室的电击仪器以及一些了无新意的手段，比如洗脑、鸡汤、孝亲、告密、连坐、个人崇拜等等，就在医院的两层楼房里建立自己的严酷统治。反抗生生不息，网戒中心却屹立不倒。如果存在着一种极权的幽灵，那么它存在于网戒中心的模式里，更在掌握着“网瘾”少年监护权的父母们的观念里，甚至也在少年们自己的头脑中。
文|钱杨 采访|钱杨 李婷婷 事实核查|刘洋
十三号室
即便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反叛行为也生生不息。有人绝食抵抗。有人跳楼出逃。有人趁治疗耳朵开溜。有个女孩混进更衣室后扮家长出逃。有个浑身布满文身的男孩，拧断了厕所窗户的铁栏，顺着床单溜下3楼。为了反抗吃药，有人练就了舌头藏药的本事，还有的一抠喉咙立刻吐出。记录者也不乏其人。生于1998年的刘志诚，每被电击一次都在日记本隐蔽之处画上一笔，100多天内集齐了二十七个半“正”字。9年前15岁的徐浩，用蓝牙耳机和电脑摄像头改造成简陋的偷拍设备，打算出去后曝光。一度，他跟其他五六十人私下结成“互不举报”组织，领头的是个爱跳popping的男孩，不过很快由于队伍庞杂，事发败露。
反叛行为中甚至包括了性、喝酒和聚众抽烟。在那样的环境中做成这样的事，不啻某种成就，但甚少例外，反叛者们会被发现并送进十三号室电击。电击是如此恐怖——接受采访的每个人都做类似表述——“你脑子里只有死这一件事”。于是在诸多飞越十三号室的方式中就真的包括了求死。有人喝洗衣粉自杀。有人咬舌自尽。有人策划割腕，却找不到利器。一个女孩用指甲钳，在夜里剪烂了手腕。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夜里撞击玻璃幕墙。一个下午，一个女孩撞向楼梯拐角。公开自杀注定无效，因为如果眼前有人自杀而你无动于衷，你也得进十三号室。这形成一个又一个循环，为了逃避电击而求死，但又因为求死而被电击。出院之后，如果不能保持“好孩子”状态，网戒中心也有一套办法抓你回去。存在着一个合法的天罗地网。一对双胞胎兄弟，谢乾和谢坤，就在多年间先后返院13次。
那个女孩撞向楼梯拐角是9年前的事，自杀未遂之后，全中心紧急集合。按照纪律，只要有人试图自杀或逃跑，所有人都得跟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一样，即刻站在原地，直到警戒解除。女孩头破血流，被简单包扎之后，拖进了十三号室，她破口大骂，直到被电到“没有声音”。她后来被纳入了“开门就进”的程序。只要十三号室开门，她就得搭顺风车似的被电几轮。不管你怎么评价“认清现实”——最好忘掉《飞越疯人院》之类的幻想，敬畏这里是另一方水土的事实，放弃反叛，只求自保——它都是你能在网戒中心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这件事之后，那个曾经策划割腕的男孩陈一鸣，不再同情那些前赴后继又徒劳无功的逃跑者、自杀者，有的只是不耐烦，“我觉得他们蠢。”
陈一鸣到网戒中心的第一天就遭到电击，在十三号室，负责电击的“兰姐”把橡胶牙套塞到他嘴里时，他考虑的还只是“这玩意他妈的干净不干净”。第一下通电的时候他甚至没意识到那是电，瞬间身体绷直，四肢从床上弹起，长时间抽搐，双眼紧闭，黑色视界底子上泛起白色的涟漪。剧痛之中，他只能发出低沉、含混的呜呜声。“你有没有网瘾？”兰姐问。兰姐的一系列提问都得到了令她满意的回答，陈一鸣得以走出十三号室。看到父母站在远处，母亲甚至笑眯眯地，“心里特别绝望，”他回忆，“你觉得他们完全不可靠了，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就已经不是你的父母了，而是一个帮凶。”他被要求向父母下跪道歉，他立刻就照做了。
由于强度和体质的差异，每个人对电击的描述不同。比陈一鸣晚来一个月的宋明远，形容被电击的感受像大锤高频地砸着脑袋，眼前是老式电视机的滋滋啦啦的雪花点，雪花横向流动。其他人的说法包括，“无数根针从脑袋里往外扎”、“手跟蛋卷一样扭动”、 “像有人拿利器一直想把你的手插烂”等等。有的人还会失禁、流口水。相同的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剧痛。
网戒中心从不直接提及电击。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网戒中心主任杨永信的替代说法是“导入治疗”，或语焉不详的“承担责任”、“去提升一下”等等。谈论它是被禁止的，下场是立刻被捉回十三号室。
网戒中心更愿意宣扬一套声称拥有108个治疗环节的戒网方法，从“中西药治疗”到“军训拓展”，从“主、被动晾晒”到“感恩、孝道教育”等等，被命名为“永信模式”。有知识人会识别出这是一套教育学、心理学、孝道、心灵鸡汤和洗脑术的平庸杂糅，它不出色，也不比别的思维糨糊更糟糕。它也不吓人，不足以激起也不足以震住不息的反叛行为。
网戒中心的威力来自多如牛毛的规矩，例如搞内务、军训、背《弟子规》、每日剖白的“网瘾日记”等等，而真正起作用的，是让反叛者们插翅难逃的检举和告密制度。在网戒中心，上报途径众多、便捷、通畅。被上报者会被“加圈”，即增加不良积分，触到自杀、逃跑等“高压线”会被“兑现”，即直接送进十三号室。“说方言”“懒散”或是仅仅出于“家长建议”也够分量“兑现”。上报及时有功，可以“减圈”。这套法则威吓每个人，也要求每个人参与威吓，多数人都既成了受害者也成了帮凶。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里成为了现实。“盟友”（网戒中心学员之间的称呼）争先恐后地上报他人。点评课上举手是最常规的上报渠道。也可以私下举报给班委、家长、医护人员，或直接报告杨永信。
杨永信的第一个身份是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第二个身份是网戒中心被下跪感恩最多的人，家长跪，孩子也跪，有的孩子抱着他的腿叫“杨爸爸”。第三个身份是“杨叔”，众人“信”的对象。每个家长入院前都要与没有合法身份的“家长委员会”签署协议，承诺“相信杨叔”。杨永信曾说，“家委会就是天，我们只是服务者。”事实上，“家委会”是杨永信的忠实追随者们的组织。2014年前后，一个女家长的《圣经》被没收，被告知在网戒中心只信“杨叔”。杨永信把“信他”和“孩子得救”直接关联，他常说，“配合杨叔的工作，不做任何对网戒中心、对杨叔不利的事情。那样你们才能得到一个崭新的孩子！”
55岁的杨永信满面慈爱，笑眯眯的神情中有一种令人恐怖的柔和。“盟友”刘彬彬用被要求背诵的《弟子规》里的话形容他说，“怡无色，柔无声”。
点评课被杨永信认为是“打开网瘾患者心灵世界”的重要手段。一堂成功的课，按照他的说法，“在仇恨、敌视、排斥中开始，在泪水、拥抱、微笑中结束”。但对“盟友”们来说，课堂是互相举报的恐怖场所。父母举报孩子的动力大于一切。陈一鸣说，“你跟别人你可以进行一些谈判，一些交易，但是父母不存在。他送你来干吗了？老杨也告诉他，你要想改变他，那你就勇于揭发。”一些孩子的父母甚至大声央求，“加大电量电死他”。这句话在里面的氛围中约等于“我为你好”。
每一天，网戒中心大约按这样的日程运行：早晨心理点评大课，杨永信亲自授课，上报、被上报、点评以及“泪水、拥抱、微笑”；下午军训；晚上写日记、上晚点评课。每周四“周总结”，十三号室开门使用。（注：不同时期日程有变动）电击时每人都会被问到的重点问题是，“你觉得这是治疗还是惩罚？”只要不是第一次，“盟友”们都懂得回答：“治疗”。
网戒中心对于“病”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杨永信曾说，“那个小仪器啊，包治百病。”2009年，卫生部曾下令叫停电刺激疗法，网戒中心将DA-Ⅱ电休克治疗仪更换为低频脉冲治疗仪。杨永信常在课堂上说，他腰椎不舒服，也会用那个小仪器来针灸一下，安全可信、有益健康。但有人控诉杨永信把针插入他们指甲盖与指头的缝隙中，使用4台机器同时治疗，把旋钮拧到最大频率，还宣称机器数量“没有上限”。
除了被认为有网瘾的少年，网戒中心治疗过的还有同性恋、晚婚的、吸毒的、打架的、自卑害羞的、自闭的、嗜酒的、早孕的、早恋的、家暴的、被父母认为“不正常”的、高考填志愿与父母意见不合的、被家长发现过于频繁打飞机的等等。也有不明就里的家长，接受采访的陶宇说，他父母当时误以为那里是亲子活动中心，带他去玩。“我以为会很好玩。”陶宇被“治疗”了。一个叫陈卓的自卑男孩也被“治疗”了。父母不满意他说话声音小，上报了他。从十三号室出来后，这个男孩每天都扯着嗓子说话，他的父母满意了。“杨永信说（这样）就会让人感觉很有激情，有了激情就会改变，他们那口号叫做‘激情加速改变，信念打造完美’。”与男孩同期的“盟友”陈尧程说。
冯宵2014年8月入院，曾经担任过负责大点评课堂纪律的“总话筒”。他说，电击持续较长时，杨永信会轻松地说，“我眯一会儿”，就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像辛勤干活儿的人偷个闲，任机器劳作。在他身边的床上，孩子们的双手照例卷曲得“像蛋卷一样”，嘴巴里呜呜哀嚎。杨永信偶尔也会在这时候让孩子们给他捶捶背。这让冯宵感到自己很渺小，“他在看一只蚂蚁一样，随时都可以捏死你。”
“所有一切都是靠这个电击来维持。” 冯宵说。
网戒中心大楼，其中一扇窗户属于十三号室，每次治疗时，门窗紧闭，窗帘合上
不抵抗的抵抗组织
陈一鸣是2007年秋末的一个早晨被父母以“看心理医生”的名义骗进网戒中心的，4个月后成功离开，没有多留一天。如果说整件事是惨剧，像是无辜之人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那么“结盟”算是其中的光彩段落。时隔9年，在北京东五环外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陈一鸣。谈起这段往事，他兴致勃勃，眼光闪烁，语气快活。他曾成功地经营了一个隐秘的关系网——那个popping男孩的“互不举报”组织的谨慎翻版。
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在后来结交的十来个《魔兽世界》玩家，会在最后呈现出一个隐蔽但有效的“联盟”的样子。这个关系网中，陈一鸣接上头的第一个人是王大宇，网戒中心内部机房的网管，管机房纪律，有权力在手。刚进来，每个人都会被告知要着手准备《我的蜕变》，算是网戒中心的“毕业论文”，讲述各自洗心革面的心路历程。《蜕变》以万字为计量单位，每周一次，在机房打，出院上交。王大宇因此交往众多。王大宇高大白净，善于说冠冕堂皇，“但有别的意思的话”。在同期“盟友”宋明远印象中，“每个人他都能开上一句玩笑话”。点评课上，每当他瞟到特别严肃、呈思考状的王大宇，总想笑，“挺能演的。”
当时陈一鸣17岁，“年轻人说话是没有什么人去听的。”王大宇23岁左右，爱笑、爱聊天，身边总有人围着，打招呼管用，像个领袖。陈一鸣由于亲近王大宇，在扩展联盟时便有了“筹码”。在王大宇的帮助下，他先后跟3个班委，加王大宇共5人确认了第一层同盟关系。
陈一鸣后来结交的十来个盟友都是《魔兽世界》的玩家。“你打魔兽，我也打魔兽，好像就签订了一个同盟一样的感觉。”人是一个一个试探出来的。在上厕所、洗衣服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他会漏点儿底，说两句游戏里的词，看看对方反应。“work work.”《魔兽争霸3》里的兽族苦工就是这么说话的。明白的人，会心一笑，要么回来接头，要么故作不理。
大室长是他用这种方法团结的第一个人，接着是纪律委员。为保万无一失，他和大室长俩人分头试探了纪律委员两回，通过。再下来是思品委员。每个联盟成员又各发展了二三个可信的人。联盟关系由此往下伸出细密分支。
有一个小孩不停试探他们，想加入，他拒绝了。他拧着眉头陷在回忆里，语速很慢，说那个人很忠诚、很老实、很善良，但“绝对不聪明”。聪明是充分必要条件。“他就是一只羊”，他带着说台词的戏剧感申明：“羊是不值得和大家一起同进同退的。”
互相试探就是互相“漏”，让双方都有对方的把柄。他试探过一个小孩，把自己的问题漏了不少给他——当然都是不足以让他再遭电击的鸡毛蒜皮——那个小孩展现出了足够的“忠诚”，没上报，但却一点都不暴露他自己的弱点。陈一鸣放弃了这个人。
掌握了班委就几乎掌握了所有上报情况。除了极个别“大案”直通班长或杨永信，其他消息一般都始于大小班委这一层级。班委有权限划掉名字，选择放谁一马，或者相反。有几回，“自己人”传消息给陈一鸣，说他的名字上去了，“罪名”是嬉笑打闹、过度活跃之类。“自己人”让他放心，名字已经从“周总结”名单上轻轻划掉了。
在别人视线不及时，递个眼神。挨着的时候，赶紧说上两句。谁被告发了、要小心谁、最近要搞谁，“联盟”的日常情报工作基本不出这三件事，来回传递。
为了巩固联盟“势力”，陈一鸣还成功地帮一个“自己人”竞选了大室长。晚间写日记时，他串宿舍，偷偷拉票。先装作不经意提一句，哎，过两天选大室长了。如果对方态度放松，就继续往下，“想好选谁了吗？”然后交换眼神。如果对方眼神也有问题，比如包含某种诉求，像是有话要说，就再往下——“选XX吧，都自己人，没事的。”票基本在手了。遇到一说就紧张了的，就打住。他遇到过一次反应巨大的，是他室友。刚抛出话头，对方立刻怼他说，“你在拉票，是吗？”他只好装无辜、装生气，“嗨，说个话都不能了。”聊到半数以上的票在手，朋友顺利当上大室长，自保实力又添一成。这帮人中4个大室长，有3个是他这么推上去的。
在陈一鸣他们折腾着抱团的时候，梦想着逃亡的“盟友”没有停止前赴后继。在操场自由活动时，一个20多岁的男生“噌”一声蹿了出去。回忆当时，陈一鸣嗤笑了一声，像残酷食物链中的低等动物俯视更低等的，“跑得还挺快。”
他跟“自己人”，一个纪律委员和一个大室长，迅速交换了眼神，大家都微妙地笑了。五分钟后，人被押了回来了，直接进了十三号室。
纪律委员是除班长外最有分量的职位，基本上“管一切”，值得拉拢。宋明远刚接任纪律委员时，陈一鸣曾试探过他。一次在厕所，陈一鸣跟人对话中漏出“work work”。宋明远走过去，停了一会儿，又折了回来。“你这不对，你这是游戏的。”陈一鸣一脸无辜，“我没有。”宋明远扭头走了，“给他留下点遐想空间”。隔天的点评课上宋明远数次作势要举报陈一鸣，到最后，他也没真站起来上报什么，但陈一鸣吓得够呛。宋明远在9年后回忆起来笑出了声，“是我自己个人的恶趣味。就是警告他一下。”
宋明远看出这人不老实，四处串。陈一鸣和他的伙伴们注重风险控制，总是两个两个挨在一块，原则上不违反禁止扎堆条例。搞小团体触及“高压线”，“没证据”，宋明远说，“不然早就把他给办了。”
陈一鸣总是强调，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反抗过什么。平时也不作死，只是确保自己不会被无故加圈，以致毫无准备下被点到名字、躺上十三号室的小黑床。
唯一一次接近于挑衅的行为是在元旦那天。之前举行了庆祝活动，氛围少见地轻松，很多人在照相。陈一鸣趁乱把这十来个人拢到一起，说，来，拍张合影。他还半开玩笑地推开了一个之前总想加入他们却被拒绝的小孩，“哎哎，不带你”。与自己真正的“盟友”倚在一起，陈一鸣开始觉得，真有点结成了个什么“联盟”的感觉。大家明目张胆，嘻嘻哈哈地拍了张合影。
一个干部的肖像
刚来俩礼拜，宋明远曾在机房里偷偷登了QQ空间。他想跟朋友留个言，解释自己的突然消失。刚登上去，“哎，宋明远，你怎么还登那个啊？”扔过来的话清晰响亮，整个屋子的人都看着他，他刷一下白了脸。举报的人是他平时自认关系不错的一个，平时见面还笑着打招呼。他明白这回跑不掉了。
十三号室里，他战战兢兢猫在角落，大气不敢喘，等待即将到来的“治疗”。念一个名字，列一下“罪状”，躺上去一个。电几轮，再叫下一个。不知道等了多久，直到听到杨永信发话，“行，今天就到这儿吧。”难以置信的好运落到了他的头上——他们把他忘了。
运气归运气，他也明白了“举报”不是玩笑，而是生存必须卷入日常斗争。与此同时，他一点点觉察出“当官”的好处。
普通盟友3人说话叫扎堆，班委七八个人在一起聊天，是“正常的工作交流”。吃药也有特权施展空间。被归为“被动盟友”（被网戒中心诊断为有精神问题）的，“红黄蓝绿的吃一大把”。其余人，跟三餐似的统一吃两种药，乐友牌盐酸帕罗西汀片和一舒牌盐酸丁螺环酮片。一个抗抑郁，一个治焦虑。室友、家长互相监督吞药。有几个班委一到吃药时间就出门，“去别的屋看看，看他们都吃药了没有”，或者直接拿药走了，说出去吃。宋明远认为，“他们一定没吃”。
更让他震惊的是之前某届班委的两次事件。一次是在厕所发现了避孕用品，后来查明是一男一女两个班委所为。另一次，家长抓到班委们在澡堂门口集体抽烟。事后当然是严惩，但居然有条件完成这样的事，宋明远内心震动。
后来他当上了话筒员，在点评课上给发言的人递话筒。权力离他尚有距离，但时任纪委点拨他：“我很看好你。”宋明远领悟到自己大有希望做接班人。对于有心提拔他的这位，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对方指示。他总结自己爬升经验：“做好本职工作。然后呢，再抱一个好的大腿就行了。”点拨他的班委是“好的大腿”。他一步一步按照规定的路径稳步上升，先后做了思品委员、纪律委员、体育委员、卫生委员。平步青云，直到当选班长。
“路线不同。”QQ上，陈一鸣敲出一行字回复我。“宋班长走的是上层路线。”他总是不直呼宋明远的名字，而是带点儿揶揄地称他“宋班长”。两条路线都成果斐然，陈一鸣只被电了三次，相比同期盟友，少之又少。而宋明远只被电过一次。
宋明远身材中等、微胖。穿着件防风外套，握一把黑色长柄伞。我见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控诉为主，希望我的工作对网瘾治疗的终止取得实际影响，但他比较平静。他声音稳重低沉，言简意赅，带着礼貌的微笑。聊起当时折腾的这些事，26岁的宋明远，用的是一种历尽沧桑的语气，“年轻的时候，凡事吧，还是想着往前一顶”，“特别受不住别人那种诱惑。”
往上每爬一个台阶，宋明远的安全感也逐步巩固。加入小团体从不曾在他的考虑之内，“太危险。万一呢？”
时至今日，宋明远都认为，当选靠的是他良好的群众基础。尚无选举制度时，他就在做人缘，“真出什么事，不至于千夫所指”。担任思品委员时，他负责掌控每一个“盟友”的思想。尤其要稳住新人情绪。他的套路是，陈清利弊（“你看你做过治疗了”），劝人正视现实（“你不变得更好，你爸爸妈妈是不可能让你走的”），然后，说出自己的故事（“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把真心话藏在表面的劝告中，暗示别吃眼前亏。他认为自己付出了时间、精力以及一点点真心，对方也会有所回报。“只要你一直来新的人，你对我的这种支持率就只会不断地上升。”全员投票选举，宋明远以超过半数的票当选新一届班长。
当选之后，宋明远一改前任“小甜甜”班长（因为处事柔和得名）的宽容作风，“稍微有侵略性一点”。即使班长也有隐忧，自杀、出逃这类高危行为如果在眼皮底下发生，他难逃其咎。他害怕出事，“争取就是踩着钢丝把这山就给过去了。”少数几次他睁一眼闭一眼，是些个女生，熄灯了还在外面晃，还没洗脸。很幸运，他任期内，没有异常，风平浪静。
宋明远赶上了好时候。冯宵没有。他身兼“总话筒”时，有个姓王的女孩屡次寻死。他和他的同僚们非常苦恼，女孩每策划一次自杀，他们就要进一次十三号室，承担“连带责任”。
两种生存路线之外，也有别的。一个因为过度“打飞机”被父母送去的男孩，自保方式是装低能。故意裤子只提一半，腰带松垮，领子凹在里面。“挑得都累了，你就不太去挑他毛病了。”宋明远说。很多人把他当做智力低下的人去包容。不过宋明远觉得这人在装，“那么多的卖黄片的、（发）这种小黄文的这种地方，我都找不到，你都能找到。” 另一个装低能儿的被他治了。前面那个听话，还能表现出对他这个班长的尊重，这人不行，嬉皮笑脸，抬着下巴看人。当然，治他也本是宋明远分内工作。列队的时候看他不行，加个圈。穿衣服邋遢，再加一个。有一周，他给那人画了几十个圈。班长一次最多可给人加5个圈，甚至有权限直接给人申请“治疗”。“后来就老实了，”宋明远笑着说，“很多时候权力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身为班长，不得不应付点场面上的事。虽然大多是十来岁的小孩，但也趋炎附势。外出活动时，争相嚷嚷，“班长我扛这个旗子行吗？”有个盟友总跟他提建议，“你多笑笑啊，班长。”他烦这些人，但还是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绷着脸才省力气，“更像一根木头，更像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很轻易就过去了”，但在群众的呼吁下，他需要展示微笑。
每天早晨，班长宋明远要跟杨永信一对一地汇报不安定因素。接下来的点评课上，杨永信也会参考他的汇报的内容选择点评某个典型“盟友”。比如，XX总忽悠家长回家，是什么心态？想好好表现的“盟友”（宋明远说包括他在内）会踊跃发言，瞄准靶子，说“他就是不想改变，他就是还想回去玩游戏”之类的话助力，掀起集体批判。
对于“盟友”来说，被点评等于成为众矢之的，令人背脊发凉。家长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能被“杨叔”在课堂上点一下，是特别关照，孩子会好得更快。讲课时，常有家长举手打断，“我家孩子也有这个问题，比这还严重。”杨永信也头疼，“我每天就上那一节课，这么多孩子，我不能每个人都点评啊。”
宋明远至今对杨永信笑容可掬的样子怀有恐惧，一看到他的视频和照片“就不行了”。当班长的日子里，面见这位最高负责人是他的每日必修课。杨永信极有魄力，坐在那说“好”、“知道了”这些话时，都能传达出威严的气场。宋明远必须表现出“很亲近他、很尊敬他的样子”。所有“盟友”都必须这样，见到杨时要像士兵见到首长一样，绷直身子喊，“杨叔好！”即便刚从十三号室的小黑床上下来，也要卯足力气喊，“谢谢杨叔！”就像客人感谢主人的丰盛招待一样。宋明远发现到后来不用特别刻意表现，每天都一个状态，时间久了，“这个面具可以戴着”。
当班长让他心里安定。按照网戒中心的对错逻辑，他安分守己，甚至做着贡献。加上日子太平，没什么寻死和逃跑的人，每天他都睡得很踏实。
当思品委员时，他最喜欢的工作是批日记。在网戒中心，“盟友”要通过日记晾晒思想、悔过认罪。这也是“永信模式”独创的108个治疗环节之一。认罪的潜规则是“使劲往重里说”，孩子们在撰写的故事里称自己吸毒、贩毒甚至强迫少女卖淫、杀人。把自己描述得劣迹斑斑，凸显改造成果。家长震惊，杨永信宽慰，“你看你以前多危险啊”。杨永信曾让一个女孩公开晾晒自己的性交易细节，原理是直面过去才能获得重生。“像在听一个黄色小说似的”，徐浩当时15岁，坐在下面听得脸红脖子粗。比他还小三岁的谭小虎，紧闭着眼睛，喝了酒似的，“两个脸蛋一直红到脖子根”。女孩的父亲边听边哭，最后晕了过去。
宋明远当时最爱看一个姓武的“盟友”的日记。武当时十六七岁，狂恋一个女孩，家人摁不住他的疯劲儿，送了进来。武的日记里有大段大段胡言乱语般的相思独白。这人也拗，被点评了很多次，还写。“我就写，我就写，我喜欢我女朋友，他就往里面写。”日记看完宋明远得批复，写一些正确导向的话，比如“你们都年龄还小，应该正视自己，把握住自己的未来。”
开始他兴趣盎然，后来也腻了，“都一个套路，不想再听人讲故事。”他时常在点评课上放空，像一个完成了野心的闲人。身姿依然要端正，两脚分开60度，手按在双膝上，屁股只坐椅子的三分之一。他想当时的女朋友，又想同学，他们是不是已经上大学去了？他自己留了一级。他们有没有到处找自己？脑补了些出去后女朋友对他痛哭流涕的温馨场景。但真实情况是女孩态度淡漠。
当班长可以不跟大伙儿一块睡觉。只要不擅自出去，整个医院他想去哪去哪。这逛逛，那逛逛，瞎聊两句。他想找女生们聊天，但家长盯着，不敢冒险。后来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聊聊聊，聊够了。”这边一吹哨，那边他就倒头睡下。
出院
宋班长踏踏实实地在安全线上待着，甚至感到了空虚。那边，陈一鸣还在每天关注一线动态。谁被上报了，传消息，压下去。谁要动他们的人，搞他。他还制造了一些“打烟雾弹的关系”，看起来要好，其实一点都不，以迷惑他脑海中的敌人。
陈一鸣日日都在琢磨事情中睡去。每天临睡前，他都跟做功课似的，排查今天做了哪些事，会有什么危险，明天早晨名字上了名单怎么圆。
到现在，父母还老说他想太多，过于敏感。陈一鸣说，他活到现在——他28岁，却使用了走到人生尽头那种口吻——“事情沦落到看运气地步的时候很少”。说不清是这段经历激发了他，还是他原本就是这样的人——“总之，是危险喂养了我”。
一天的早点评课上，母亲的声音隔着一段距离，从话筒中传来。陈一鸣一阵哆嗦。无论是联盟还是别的什么，他总是有意避开母亲。“她看见了，肯定毫不犹豫地把我给捅出去。”他希望乖宝宝的面目一直能迷惑住母亲——“如果我愿意，我看起来还挺乖的。”
母亲控诉陈一鸣跟网管王大宇交往过密。他听了开头就没往下了，立刻思索怎么驳倒指控。他让自己尽量显示出问心无愧的样子，保持合适的微笑。
很少人能面对直接传达给杨永信的指控全身而退。罪名太多，很难无懈可击。杨的杀手锏是一个反问：既然你没有错，那你妈为什么要这样说你？“诛心啊，你自己举证。自证自己清白。”你哑口无言时，杨永信会微笑着作出判决，“上去吧”。
陈一鸣理了一下当时的回应逻辑：我确实真心改造，跟谁、谁、谁都是在吸取经验。杨老师您觉得有必要去警醒一下，我可以理解，我支持你电我。至于我妈，我知道她是为我好。说到母亲这部分，他甚至勇敢地回过头跟她对视了一眼，“你好像有点太紧张了吧。”他乖巧地笑着说。回头的同时，也不忘迅速地跟自己人对了下眼神，意思是“保我”，有机会就帮他说话。
他母亲也犹豫了，口气软下来，“我就是怕他怎么怎么回事。”她笑了，很多家长也笑了。
总的来说，陈一鸣显得非常真诚、配合、理解母亲。最终，杨永信只给他象征性地加了几个圈。
下课之后，好些人过来拍拍他肩膀。“虚得要死啊。”他的腿不能抑制地发抖。他不怨恨母亲，觉得实属正常。“在那种时候”，他来回摇着头说，“不要想什么母子情啊什么之类的，不要讲了。”
3月份的时候，陈一鸣心里盘算着，该出院了。父母希望他能赶上艺术类高考最后一拨考试。临走前，杨永信又敲打了他一番，当众提溜起来，一顿发问，你觉得你改造好了吗？你觉得你完全没问题了吗？
“盟友”出院在当时必须满足6条标准，包括正确使用网络、善于表达亲情等等。2009年，网戒中心新出台了25条“精品”标准，满足条件出院的孩子被称赞为“精品”。“挽救孩子”叫做“打造精品”。
杨永信点起来的几个有两个是陈一鸣“自己人”，没说他坏话，貌似客观中正地说了几句好的。他母亲也心满意足，觉得儿子改造得可以。
“如果再出了问题，是他咎由自取。”杨永信最后发话。陈一鸣可以出院了。
出院前，陈一鸣的父亲按照不成文的规矩送了杨永信一面锦旗。后来，锦旗之外，一度还流行送纪念币，1000元一块。纪念币的塑料包装壳上有四个大字“功德无量”。徐浩因为锦旗还差点出事。要离院了，母亲让他自己写个锦旗。他写了个藏头诗，连起来是“ 杨 永 信 傻 ”，母亲发现了要上报，他好言相劝，重写了一面口吻真诚的才算了事。
出院并不是一切的终结。网戒中心有个口号，“只要你在这里挂上号，我们就会负责你一辈子！”这是很多已出院盟友的痛苦之源。但凡家长认为孩子退步了，随时可令其返院治疗，有时网戒中心出动家长“别动队”协助抓捕。“二偏”、“三偏”乃至“N偏”都有。欧阳俊博第三次返院时，为防止他反抗过激，母亲在他爱喝的营养快线里下了安眠药。
看着开了盖的饮料，他心生疑惑，没喝。晚饭后还是被四个成年人绑上了去临沂的出租车。再后来的一次，他从家中三楼一跃而下，折了脚踝。在医院里，他跟父母说，再送他过去，他会“想尽办法自杀”。父母退让了，他觉得因为他们看到了王松林的先例。这个跟他同期的男孩因为拒绝返院，跳楼身亡。
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陈一鸣看到路边的小面包车就绕着走，一听到父母接电话就神经紧张。“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他用指节敲着咖啡馆的桌子，试图让我这个从未经历这一切的人，领略其严重性，“都认为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直接去死的。”
他需要在枕头下藏把刀才能睡。藏刀几乎是人人都会干的事。出院后的冯宵，不仅在枕头下放了弹簧刀、大针管，还在白天的时候把刀别在裤腰上。除非跟医院决裂，家长都会在医院压个几千块，作为后续治疗的费用。“再偏”返院的“盟友”胸前挂一块黑牌，上面分两纵行写：再偏 / 知耻。这些人往往会被纳入“开门就进”的程序，巩固治疗。2016年7月连夜被押送返院的陈尧程，胆儿小，从不爱冒险，但对这个程序的恐惧，让他跳了宾馆的窗台。他奔跑到巷子尽头，搭上一辆刚好驶来的公交车，马路对面的网戒中心渐行渐远。
陈一鸣令父母稍感安慰，他自觉收了心，考上了临沂本地一所大学的艺术专业。虽没有成功逃离该市，至少有了独立空间。他在家里不敢抽烟，到宿舍的第一天，父母刚走，他就把凳子反过来坐着，从中午开始，什么都没干，一根接一根，抽完了整整一包烟。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形容当时的快乐，“有点夸张，大概就是‘FREEDOM！’那种感觉……就感觉，突然飞起来了，自由了。”
宋班长尝试自杀
宋明远出院顺利，但不到一个月，又被送了回去。出院后，父亲每天站在学校门口等他放学，如同监视，这让他难受。一天傍晚，在一条新建的马路上，他们吵了起来。激烈的争执中，父亲把他放翻在地，腿压着他胸口，手摁住他的脖子。因为无法当场扭送返院，父亲最后放了手，气冲冲地回去了。更让他难受的是，第二天晚上放学时，父亲跟踪他，去了与他同行的同学家。父亲警告对方家长，说他们儿子把他儿子带坏了。
几天后，宋明远去超市买了刀片，怕有油，感染伤口，还仔细清洗了几遍。他并不真的想死。选定的地方是卫生间，白色地砖能让血迹突出，水渍会把血浆洇开，让事态看上去严重。动手前，他给母亲发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永别了”之类的。他瞄准手腕上那条“跳”的血管，用力切了下去。血“啪嗒”一下就涌了出来。他心里想，这回“不成功则成仁”，放任血流开。
后来，母亲和二姨冲进来，把蹲在地上血流不止的宋明远送去了医院。母亲让步了，承诺再也不送他回去。但这件事没有动摇父亲的认知。他跟父亲从小关系淡漠，父亲除了动手揍他，基本“不闻不问”。他发现父亲有一个令人难受的行为模式——相信外人多过相信自己家人。别的家长告诉他，这种情况必须要返院巩固。宋明远再次回到了网戒中心。
母亲虽退让了，但仍跟父亲一样认定网戒中心是个好地方。如今，逢年过节，她总跟宋明远说，给谁谁家长发个短信问个好。他顶着不发。有时，她把儿子在网戒中心的照片在他床上铺开。宋明远明白这种暗示，“就是我现在表现不好，没有在那里边的时候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这钱白花了。”母亲希望他能懂事，主动提返院。
很多家长过于天真地期盼孩子能跟住院时一模一样好：按时早起、被子叠成豆腐块、吃饭前对父母鞠躬感恩……孩子若不能满足这种期待，他们就无比伤心、失望，只好让“杨叔”亲自管教。有一回在家，欧阳俊博上QQ打了几把“欢乐斗地主”，父亲生气地拿起电话向临沂报告，把他送回网戒中心，巩固加强。
冯宵是那位在医院看耳朵逃跑的。因为跟其他班委策划的集体逃亡走漏了风声，他没告诉任何人，把工作让人顶一下，跑了。他规划了复杂曲折的逃跑路线，成功避开追捕。其余班委在当天下午集体被治疗了。曾鹏是其中之一。他恨跑掉的不是自己，只能坐以待毙，手抖了一上午。没跑掉的班委们中午集体进了十三号室，出来时，“天都黑了”。回忆令曾鹏痛苦，“只能说太恐怖了，不是人能承受的。”
冯宵的母亲因儿子非正常离院自觉愧对“杨叔”。逼他给杨永信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感谢信，“杨叔是我人生中的路灯，我就像一个漂泊在海上的小船……” 威胁常在，他试过吃安眠药自杀，但药买错了，吞了二三十片，昏睡两天后自己爬了起来。他告诉父母他自杀了，他们不信，也不放在心上。
陈一鸣察觉出母亲的愧疚，她最近总参加一些如何教育孩子的讲座。“我妈那些年觉得很对不起我，我也不想恨他们，我说这事儿你也没办法，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当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误入歧途，监护人不得不做出选择：是以容错的态度，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还是予以强力驯化，以免铸成大错？网戒中心的家长选择了后者。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伤痕累累，备尝悲哀。最极端的案例中，一个母亲曾几次试图用煤气了断儿子的生命。一个承诺可以改造孩子，并且看起来效果惊人的网戒中心成了他们的选择。即使知道孩子被电，也有家长说，“那也比进监狱强。”
徐浩怨恨父母的选择。无论如何，被威吓地活着的那几个月是他人生最糟糕的体验。“误打误撞我们就这样被送到杨永信那儿了，全中国十来亿人，纵观我们这几千个小孩，真冤。”他的父母至今不懂得以一个成年人的方式尊重他。为了时时刻刻能监管他的行动，他们甚至拧断了他房间的门把手。
国庆假期，父母来北京跟陈一鸣住了几天。这让他重新修正了跟他们相处的极限时间——三四天，友好氛围到头了。大学时的一次争吵后，陈一鸣的父母才意识到这事给他们儿子留下了阴影。争吵爆发在他和母亲之间。陈一鸣压抑着愤怒，第一次把内心感受说了出来——“你们根本不知道给我留下多么恐怖的回忆”。母亲一脸震惊，接着陷入沉默。他父亲后来决定做一点善后工作——方式是背着他们的儿子，把他在临沂期间所有的东西，诊断书、病历卡、照片、日记本等等一把扔了。
陈一鸣再次感到感受被曲解了。“现在一声不吭，那就跟没有事儿似的，扔掉就扔掉了？”
“不过一死而已”
“都是炒作，过阵儿就好了。”网戒中心楼下一个皮肤黝黑、带山东口音的男家长说。这是2016年9月底，网戒中心再次受到广泛、强烈的质疑，却依旧稳如泰山。他透露里面现在住着70来个孩子。上楼时，我被挡在一个灰色大门外。这个门在往日是敞开的。门上方正中有个很小的窗口，我踮脚朝里望去，看到的是好几个眼神狐疑的中年人聚在一起的脑袋，同样盯着我。他们把门开了个缝，一个女家长把脸从缝隙里露出来，“没床位了。”说完又迅速关上。无论问什么，得到的总是这句回答。后来几天，当我在楼下徘徊走动时，总有一两个中年男性远远地戒备地盯着。
另一天的清晨，正当一位岳姓家长对我语气真诚地赞美“心理点评课”效果时，杨永信在两位男性家长一前一后的护送下出现了。他看起来有180cm，穿着短袖白衬衫，头发一丝不乱。面部平静，直视前方，大步走来。我问他能不能回答几个问题。他看了我一眼，没什么表情，像是没听见，进了网戒中心的大楼。两位男性家长自动拦在门口。
杨永信曾在点评课上提到自己被攻击。一位匿名“盟友”接受媒体采访说，当时杨永信哭了。“他说我为了你们为了这件事，然后我现在自己受到威胁。”最后，教室里的160个家长和孩子跟他一起哭。
自2006年开办至今，网戒中心已运行逾10年，高峰期住着200来个亟待“挽救”的年轻人。10年来，凭着亲自创立的模式，他身心投入地工作，获得包括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内的众多嘉奖。他认为，孩子陷入网瘾，必然失去生存机会。“人最重要的是生存权，之后才是被保护权、发展权。”
出院不是结局而是开始。对有的人来说，是成长与和解的开始。宋明远现在北京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住在堂哥家里。跟他通话时，总能在背景杂音里听到小孩子高分贝的尖笑声。他看到哥哥一家三口“可亲可亲了”，难以想象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会在这种家庭上演。“我哥他以后得多恨他儿子，他儿子得做了什么事，才能往那种地方送？”
出来头一年，宋明远天天去贴吧骂， “想把跟这事儿有关的人都杀了，都炸了”，时间长了就淡了，没那么恨。他现在跟父母算不上亲密，但和平相处、客客气气的。前些天回家，他跟他妈妈聊，说有记者采访他，聊临沂的事。她问，说什么呢。宋明远怀疑母亲至今不知道电击的存在，他觉得也没必要解释。父母现在只期待他结婚、生子。他跟她说起当年这些孩子，有的到现在都不跟父母交流。带着欣慰的口气，他母亲说，“是啊，所以我就感觉你挺好的。”
杨永信声称10年间治愈了6000个网瘾少年，成功率超过90%。作为六千分之一的王大宇失踪了。他曾跟陈一鸣说，自己毕生的梦想是开网吧。但家里认为那是邪路。第一次出院后，他就跑了，“再偏”被抓回去过。再然后就失联了，7年来渺无音讯。
王大宇母亲以为陈一鸣跟她儿子还有联系，前些天想通过陈的母亲传话，口气明显软了下来。她不得不退了一大步，甚至承让了底线。如果她儿子愿意回来，她说，“家里可以考虑给他开个网吧”。
陈一鸣有时会想起这个乐观爱笑的朋友。他闷闷不乐时，王大宇会走过来拍拍他肩膀，用令人振奋的语气一本正经地说，“ 盟友！今天怎么了！我们应该努力改变，做一个‘精品’盟友！”他总被逗乐。
谈到王大宇的失踪，陈一鸣把头低了下去，“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他妈活着。”
在某著名高校读书的周睿还在网里挣扎。他回绝了我的采访，说自己“过的并不太好，苟且度日”。他因为梦想做电竞相关工作，被父母送了进去。如今已没了以前的水平，不能再关注电竞。网戒中心如何，他不想关心。“就算网戒中心关门，甚至是杨永信被起诉，又能怎样呢？” 至于杨永信和他家人再有抓他回去的一天，他写道，“不过一死而已。”
恨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
“盟友”们当中，邱杨的发展路径独一无二。他2007年入院戒网，如今作为一名点评师归来。陈一鸣是邱杨的同期“盟友”，当时觉得这人“不真实”，关系疏远。他记得邱杨母亲刚进来“整天哭天抹泪的”，而邱杨属于那种“很热心、很积极改变的那种”。
邱杨真诚感恩地称杨永信为“杨爸爸”、“再生父母”，后者每每听了都欣慰地露出笑容。“他是杨永信的坚定拥护者”，冯宵说。他入院时，邱杨已经是点评师。他记得邱杨微胖、高大、戴黑框眼镜，“很少表露感情”，“他上点评课就感觉跟念课本一样没有感情”。
刘彬彬把点评师邱杨顶撞杨永信又悔改的故事写进了日记。2015年12月底的一天，日记里记录，邱杨痛哭流涕地道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头换面”、“每一个细胞都是新的”。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邱杨目前只是点评，没有电击权限，但把名字写上心理导入本（即电击本）时毫不手软。有些连杨永信都不会直接电的名目，比如挑食，在他那也够进十三号室。冯宵说，“他真的是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也遭受过电击，他为什么现在变为一个加害者了？”
今年25岁的徐浩，按他自己的说法，“进去的时候没有网瘾，出来网瘾了”。他之前跳街舞、交白卷、不上学，出来后打起《魔兽世界》。一个赛季，他赚了二十万，给家里买房，交了首付。他在8年后依然怒火中烧，重度抑郁。头发白了一半、记性急速下降、恐惧挖耳勺之类的小金属件，疑心自己得了阿兹海默症，但不敢去查。这件事要算完，徐浩说，必须把他原本的好记性还回来，至于网戒中心，则必须关门，必须道歉，相关人等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陈尧程出院时把“心理导入本”偷带了出来。这个本子里有2014年8月21日开始的电击记录，每周一次，共60周。谁因为什么原因进十三号室都记录在册：“xx 开门就进”、“xx 杨叔点名”、“xx 住院很不安心 说撞死在暖气片上”…… 陈尧程曾是《英雄联盟》“电信一区王者”，在国服玩家中排进前200，他觉得自己可以走电竞职业道路，但父母摧毁了他的梦想。他目前被父亲严格管控，采访时频繁看表，他找了借口出门，但不能超过父亲规定的40分钟。从网戒中心附近宾馆跳窗逃跑后，他在外面飘荡了12天，最后跟父母签了个协议。协议规定，父母不再送他回去，而他不能再提电竞。他恨网戒中心，恨父母，更恨他们对网戒中心的维护。他寄希望于这个本子，作为少有的物证，有朝一日，告倒网戒中心。
一个临沂本地男孩，在微博上发了个长帖，描述了一个怀孕女孩被电击的故事，控诉杨永信。一个江苏男孩，一度打算买枪，“攻占临沂，攻打网戒中心”，他甚至问好了型号和价钱，计划攒钱。
2014年10月底出院后，冯宵致力于打击网戒中心的“正面宣传”，黑掉了网戒中心的几个贴吧。他让院方撤掉中心官网上他的照片，对方拒绝。家长们在贴吧“搞宣传”，歌功颂德，他看见了生气，“你不删我照片，那我就搞你贴吧”。他把之前的吧主一个个投诉下来，自己成了掌控者。任何人“搞宣传”，他就删帖、封号、拉黑。他冒充家长进了一个微信群，发现这些并不怎么懂网络的大人正忙乱地应对这场危机，保卫网戒中心。他们讨论去哪儿发帖，他就追过去删，删得比发的快，卓有成效。
他后来接到“威胁电话”，要求归还贴吧。他父亲也劝他，“还给他们”，他拒绝，至今掌控着贴吧。
趁看病逃走的他，曾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万念俱灰。以前的朋友因为他“从精神病院跑出来”都孤立他。当时的女朋友也跑了。“这种孤独感是很致命的，比电击对我的打击还要致命。”
2016年8月17日，临沂卫计委发布公告：网戒中心执业规范，欢迎监督。这是当地官方最新表态，一如既往地支持、肯定网戒中心。冯宵很沮丧，“恨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 他想告杨永信，父母不支持，报过警，警察不受理。他认为得自己比杨永信影响力更大的时候，才能扳倒网戒中心。他刚过20岁，仇恨一度是他的生存动力，“我要出人头地，我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不知道自己会执着多久。
冯宵现在在外留学，深夜电话里，他为“革命未竟”叹息不止，梦呓一般念叨着。很难说他的话是最年轻热血的还是最了无新意的，“（这次）有结果最好，没有结果就只能等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
为保护受访对象，文中陈一鸣、宋明远、冯宵、王大宇、陈尧程、刘彬彬、周睿、徐浩、陶宇、谭小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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