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熊孩子打死老人遭报复 老人带大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1
在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已经很老了。之后我每一次看他，他依然是这么老。在他身边的时候，没有所谓年月的流逝，也无所谓长大不长大。
每天五点在三五钟的钟声里起床。准时上厕所，准时刷牙，准时洗脸，弄完以后肯定是五点一刻了。然后开始吃他准备的早饭。新鲜的肉包很好吃，我大概五点三十分不到就可以吃完两个了，之后每天都会吃肉包，如果到了五点三刻都还没有统统咽下，他就知道，我吃腻了，该换花样了。于是就有烧麦，他做的。于是，新一个轮回又开始了。不知几时，又会回到肉包。
一天又一天，礼拜一到礼拜日，然后又回到了源头重新开始了。一个学期结束了又一个学期开始。一切的时间都是这样轮回的——就像农民只需要知道四季，不需要知道年份。
没有流逝，也就没有怅惘。
2
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的爷爷对我的教育很有问题。确实，不管人前还是人后，他只说我好，不说我不好。他还是挺极端的，家里如果有人说了我不好让他知道了，他就会打个电话告诉我别相信那人……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是他送我去的。学校的门大概六点半才开，我们是六点左右到的——对，五点三刻吃完早饭，走去学校，正好六点到。我问他，“我们是不是来太早了啊……”他和我说，“所有的事情都要提前准备才好。我们解放军打伏击，也许要早到几天几夜的，做好充分的准备才可以。等到敌人来了，你再去埋伏，那怎么行啊！”从那一天起，我大概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上课，或者去赴约，我都很早很早就到了。坐下来，看几页书，收拾一种心情，就是一种准备。以严肃认真的心对待寻常的事情——说到底，我并没有伏击战可以组织。
和他在一起，最大的乐趣是坐上49路去江阴路花鸟市场。有一次，49路改道了，没有停在我们熟悉的黄陂南路。我们走啊走，找不到江阴路，走到了江西路汉口路。他停下来，跟我说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人民政府就在这里。他在楼下办公，陈毅、潘汉年在楼上，曾山是他的上司。我不记得我当时问了他什么，大致的意思嘛，“爷爷你当年这么厉害，那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啊。我想买路边的矿泉水都说贵的，我最讨厌凉开水了，没有那种甜甜的味道啊……”他和我说，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的，是干部的话就更不能喝矿泉水了，有的时候凉开水都是给伤病员喝的，哪有柴来烧水啊。从那一刻起我大概知道了做干部其实是做什么了……
3
除了“溺爱”以外，大家还经常批评他带给我的饮食习惯。我小时候就喜欢学他，他在新四军、解放军时候的生活。他和我说，那个时候干饭要五分钟吃好，稀饭要十分钟吃好。于是我一直在练习怎么更快吃，所以我吃很快。后来有一天，所有来的亲戚都说，应该教育小孩细嚼慢咽才好。那时我觉得他们好讨厌。
他还和我说，在游击队的时候偶尔可以打地主吃红烧肉，但最糟的时候树皮都要吃。后来编入新四军、解放军以后就没有“野味”了，最好也就是米饭，大家都爱吃大米饭。我也这样觉得，我从小就希望在家里屯很多米。吃起饭来，我都是舀一点肉汤、菜汤什么的，把一大碗米饭吃了，然后再尝一点菜，红烧肉什么的，对我来说，打地主时间开始了。后来又有人说，这样不好，要多吃菜。这真是很难改过来的。
我一直以为我真的在学习解放军的生活，直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才知道这都是过家家的。
我上学的路上会经过中山南二路。高架造好以后，路边长出了一种草。我爷爷说他打游击的时候经常吃这种野菜。自然，吵着闹着我也要吃。他真的给我去采了，洗完就准备炒。中间不幸被我奶奶发现了，两个人都挨了一顿骂，但最后我还是吃上了。第一口，我觉得好甜，好好吃啊。野菜的味道，比寻常的青菜、芹菜、他哭菜什么的好多了。嚼啊嚼，突然就那么苦、那么涩，感觉要把我的所有味蕾乃至整个人都吸进去了。我赶紧挖了一口饭，活生生吞了下去。那一刻我明白了，我爷爷在炒这野菜的时候，一定放了特别多的糖，所以甜味在表面。
原来，我一直生活在他用许多糖包裹起的、其实是那样苦涩的生活里。有一天，这样的时刻还是来临了，糖都没有了，而生活还要继续。
4
说完了饮食，就要说睡眠。对，我们是六点多就上床睡觉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到预备班，我们都睡在一个屋，一张床，六点半大概就在床上了——作业什么很简单的。很多人都说小朋友不需要睡那么多的，这么多时间学习知识多好。但其实我也在学知识，他讲的知识。
比如他叫山，孙中山的山，真是这样。他原先不叫山，和同学一起参加革命，把原先封建的名字改了。同学年长，叫中，他叫山，从此献身国民革命的事业。后来，中许是阵亡了。只有山。我每天和“山”在一起。
然而，很多故事其实是他编来逗我笑的，可我一直都觉得是知识。有次，他跟我说，董存瑞一开始很调皮的。有一个战友端着饭碗吃饭，董存瑞走上去说，“咦，你碗下面有个虫！”那战友把碗翻过来一看，没有啊，所有的饭就掉地上了……后来，有篇课文叫《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我跟班级里小朋友讲了这个故事，大家都不信，都笑我。于是我就和每个人争。后来，我奶奶被叫到学校了。不出意外的，我和爷爷都被她骂了一顿。
还有一些更乌龙的事情。比如音乐课要教游击队歌，老师问有人听过么，我说我会唱——“我爷爷教我的，当年贺绿汀同志亲自教我爷爷的，所以我很厉害。”于是老师就让我唱。我一唱，果然，大家都笑翻了。唱歌实在不是我的特长，就是贺绿汀先生再世，大概也没法儿教会我了。
他经常说起的事情自然不止打地主、吃红烧肉之类的事情，还有“金银财宝”。收复济南以后，他说满街都是尸体，臭得一塌糊涂，但满街还都是金元宝、银洋钱。就是没有一个人拿，这就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后来金银财宝终于清点完了，他的一位领导指着一点破烂说，这些没用的，不如收着留个纪念？于是他就收集了几把刀叉，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刀叉。他说他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洋人是这样吃饭的，很久以后去了日本，进了西餐厅，终于正式用一次刀叉。这些小小的故事，一直存在他的心里，他的小屋里。我去年去收拾的时候，那时的刀叉都还在，上面赫然写着Made in U.S.A。我还特地掂了掂——真不是银的。
5
他收集所有的东西，给所有东西归档，按照重要度分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封上海市人民政府给他父母的，大致是要全椒县人民政府给这些军属发一些粮食，安排一下住房。还有他的父母的回信，说不需要这些，还是去支援贫困地区吧，他们有困难可以自己解决。他后来给我们大家都复印了一份，说这个要珍藏。
然后是和我奶奶的结婚证，各个时期他写的思想汇报，还有他的三个子女以及配偶在日本的时候寄来的家信。他放在一个档案袋里，上面就写着：重要，请后代保存。这里面，最早的文件是一张1923年银行的开户申请。一个洋人递交的。这张纸后来就归到了上海市财政局。我爷爷在那里的时候，也不知道正面说的是什么，就用反面誊写了一些思想汇报。于是就一直保存在我们家。1923年，是他出生的那一年，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
我打开这些文书的时候，大概就像斯坦因走进敦煌的藏经洞一样。我挑选其中最重要的，给他们拍照，其他编号，打包带走。其中大多数他都和我讲过，只是都没有给我看过——我小时候的破坏力实在太惊人了。那小屋里有我们的全部家族，还有全部的我。有我的乳牙，还有我小时候的各种玩具。无论生物上还是文化上，这里有足够的素材，可以再造出一个我。我真的希望我可以有多一点积蓄，不用把这件屋租出去，可以一直保留我爷爷最后在的样子。
然后，我需要钱。我还是把它给租出去了——只能争取以后去写一本《我家劫余录》了。
所以，直到很多年后，不管面对什么，我都会想起那些傍晚，我都很早就睡下了。渐渐的，许多事情浮现在我的眼前，邓子恢同志分管的农业啦，还有曾山同志分管的纺织啦，哦，还有本县的某一位地主和他家里的丑事，我觉得他们仿佛都是和我有关的。
6
说了吃、喝，还有睡，就顺带说说穿。我小时候当然最想穿军装。上小学前，我的舅妈真的帮我做了一套，于是我走在公园里就会有人来问我，“你是哪个部队的啊？”我当然也要回敬他：“口令？”
我爷爷的每件衣服都是补丁一层又一层的，同一件棉袄，一年又一年。所以我也以补丁为荣，就穿着补着一层又一层的鞋子去学校了——其实那鞋没坏那么厉害。于是我们学校又传开了，大家都笑我。但我还是觉得很光荣的。于是，不出意外的，老师又联系我奶奶了。
所以我习惯穿同样的衣服。这让我妈妈很伤心，因为那时她在日本，省吃俭用，给我买了最好看的迪士尼，我都不穿的。我只要穿校服。每天一样的。后来她和我说，那时她第一次后悔把我交给了我爷爷。那时我也在外国打工，省吃俭用，想给姑娘买些什么，她也完全不在乎的。想到我妈妈的心情，我也难过得要哭了。真的应该穿上米老鼠唐老鸭让她看看的。
但我的习惯是改不了了。我初一的时候，我父母把我送进了私立寄宿制学校——那时起我再也不能和爷爷朝夕相处了。学校给每个同学做了一件长长的呢大衣，黑蓝色，海军的制式——只有胸前呆呆的绣着学校的名字TDM（童的梦），总感觉像是TMD。我特喜欢。我一般从初秋就开始穿，一直穿到来年仲春，即使天很热，也不肯脱下。所以我外婆笑我是赤膊穿大衣。
然而，穿着他可以意味着很多。
大一的时候，里面还穿着新做的中山装，指点江山，意气风发。有些时候，我从家里出发， 沿着大沽路去人民广场，途中会路过市政府的一个入口。有次，无意间我向站岗的解放军同志点头致意，他们立正敬礼，然后就要为我开门的样子。我匆匆走过，抱歉的鞠了一个躬，我们都笑了。也许，那一刻，他在向我爷爷敬礼。
快十五年了，缝缝补补，我还是穿着他，我觉得我穿着我的全部梦想——只是已经褪色了。
7
但很多地方我没有像他。
他喜欢到处走，他骑着自行车把上海都踏遍了，公共汽车也是年纪大了才坐的。但我不喜欢出门，出门也喜欢做小汽车。这点是跟我娘养成的坏习惯。但和我爷爷也有些关系。他总是跟我讲很多人坐在吉普车里的故事。他说，有一个新四军的师长，后来坐着吉普车走山路，颠啊颠的，就脑溢血了。但无论如何，我坐上小汽车的时候，就有一种登车揽辔的感觉。“我很厉害的。”
他还会骑马，我也不会。我就在澳洲骑过一次马，开始很拙劣，但渐渐好起来了。路过一条小溪的时候，纵马一跃，我觉得那时我和爷爷是在一起——多少横刀立马的场景在我眼前展开。
他可以修所有的东西，把各种东西重新做出来，给各种人看病，帮人剃头，还可以做很好吃的饭，我还是不会。他大概也觉得时间是不会走过的。我小学的时候，他说，等我长大了要教我打气枪。可是我现在也还是不会。这就是人家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吧。
8
我爷爷是个有信仰的人，他信共产主义，也信菩萨……所以，他可以预知很多事情。不过还是先来说说他的信仰世界。
他供着两个像，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我们全椒老家的菩萨，就有个对联了：古今神仙共保寿，当朝共享一炉香。这个菩萨原先是个老太，姓鲍。生前有功德，死得不明白，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收了她做徒弟，后来就是菩萨了。过了几代，鲍家子弟不孝顺，不供她了，我爷爷的奶奶还不知道太奶奶就把她接了过来，反正和我爷爷特有缘。——这些事情交给美国的东亚系，大概可以写出点文章来。
有天，我爷爷说他梦见这个菩萨到他家来了，要搭个行军床，我爷爷说好啊，然后菩萨就睡了。第二天醒来，又走了。我爷爷说，这大概是菩萨要带他走了。虽然他身体还是很好，然而，几天后就去世了。他大概真是预见到了。
最后的那半年感觉特别奇怪。我在英国。他跟我说，不要我再打电话给他了。他说其实没什么事，很快可以出院的，出院以后在打。我总觉得很奇怪。我自从被送走以后，每个周末都一定给他打至少一次电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后来，隐隐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年了。于是四月份的时候，我特地回去了一次，去看看他。那时看着很好，他说，他有事情要关照我的，但是得出院以后。
终究还是没有出院。
医生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病症，就是有一个地方的疮口一直没有愈合。他最后的几天我这个地方疼得翻江倒海，死去活来。
我总有一种感觉，他在我身上延续着。我可以像他一样，去指挥一支很大的军队，把一个城市的物价管起来，来纺织总长抓生产；我也可以做另一个自己，在和他一起的小屋里，日出日落。
9
我有一个前辈，他从小就没有了父母，是哥哥带大的，他们感情一直很好。他跟我说，这样也有好处。他和自己的哥哥可以在一起很长时间，一起老去，不用承受送别父母的痛楚。
老人带大的孩子就恰恰相反了。
可以得到很多的关爱，但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要肩负很多的痛楚。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奶奶就去世了。我一直不能相信这个事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相信我奶奶还在，只是在上海的某个地方流浪。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构拟出这些情节的，但我真的信。初中、高中，一直到大一的时候，我还会在夜里一条条街走，去看有没有我奶奶。我一直没有告诉过别人的是，我有了第一个女朋友以后，非常决绝地想要找遍每一个路边的老奶奶，找到我的奶奶，跟她说说我这些年的事情。
奶奶是在家里的床上去的。她午睡前和我说，要听爷爷的话。午睡时间过了，我再去看她，嘴唇已经紫了。于是我就哭了。那以后，我和爷爷度过了相依为命的两年。有时，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我一直在他的身边，再没有其他。我爷爷那时说，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走的时候，我会哭得更多。看，他也像小孩子一样。
我确实做到了。
那两年铸成了我的许多性格：在生活上的简单乃至贫乏，在情感上的高度依赖，还有对于稳定、重复的渴求。这就是人们说的性格缺陷吧。虽然会很痛苦，但也许，就可以用来做成许多的事情——那是“山”的精神。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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