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一句话：“世界上大部分声名狼藉的独裁者，如果他在六十岁之前就死掉的话，他的名声都会好得多！”当时觉得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和我多年来读史的感悟不谋而合。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那就是世界上大部分声望还好的独裁者，其实都是因为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大恶事之前就先死了。如果波兰的哥穆尔卡在他六十岁之前就去世的话，那他就是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探索独立自主经济改革道路的民族英雄，而不会因为格但斯克罢工浪潮而黯然下台，；而匈牙利的卡达尔如果在他六十岁之前就去世的话，那他就是实行新经济体制，建立“快乐的社会主义兵营”的功臣，而不会被当做改革的障碍而撵下台去；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如果在六十岁就前去世，那他就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政策而受到东西方称赞的开明领导人，而不会最终落得夫妻双亡的悲惨下场。同样，埃及的穆巴拉克如果在六十岁时就主动下台的话，他将永远以十月战争中的空军英雄形象而彪炳史册，和他的前辈，早逝的纳赛尔和萨达特一样被后人所怀念，而不会承受被人家装进笼子的羞辱。
当然，世界历史上也不乏因为早逝而得以保全名声的幸运儿。例如列宁、凯末尔和中山先生。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在社会主义各国备受敬仰，但是列宁虽然掌权时间不长，但其思想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开始威福自专，排斥异己。布尔什维克当初是打着召开制宪会议的旗号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的，然而当列宁发现在农民占多数的俄国，一人一票只会让社会革命党胜出时，他就果断利用赤卫队解散制宪会议，借口捍卫革命果实，公然宣称“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甚至自食其言，宣布“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
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很快就对昔日反对沙皇专制的战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开杀戒，在短短五年间契卡就屠杀了至少数十万持不同政见者，这直接导致列宁与他的好友高尔基之间因此绝交。高尔基在给列宁的信中尖锐的指出：“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杀害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等昔日的革命战友甚至要多于被杀的沙俄贵族？”最终高尔基这位享誉世界的无产阶级作家竟然离开了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移民去了法西斯的意大利。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只是表明列宁对党外反对派缺乏宽容的话，那么即使在联共党内，列宁也日益有抛弃党内民主，个人独断专行的倾向。当初在是否应该签署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向德国割让大片土地的问题上，在历次中央委员会投票中，反对派都占优势，最后列宁以退出政府相威胁，才迫使托洛茨基为了避免造成党内分裂，而被迫做出妥协让步。当然最后因德国在一战中战败，条约变成一纸空文，众人也转而开始夸赞列宁有先见之明，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喘息的时机。在这暂且不讨论签署条约的对错问题，但这种不惜造成党内分裂以胁迫中央委员会屈服的手段，已经严重伤害了正常的党内民主，如果不是列宁遇刺而在54岁早逝，进一步发展下去，列宁的个人权力最后会膨胀到何种地步，身后是否会获得比斯大林更好的名声，那就是难说之事了。
其实我并不觉得列宁一定是一个坏人，甚至他之所以独断专行，也未必就是纯粹的权势欲作祟。可能他是真心的觉得，只有他选择的道路才是正确的，要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就只有走他的道路，但是在一个农民文盲占多数的国家里，大多数愚民无法理解他选择的正确，所以他只有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对那些阻挠他带领人民走向坦途的人，就只有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才能避免他们让人民走上歧途。
高尔基曾说列宁像彼得大帝一样让人畏惧，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非常恰当。彼得大帝在位期间凶狠残暴，杀人如麻，包括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但也正是在他的强力推动下，俄罗斯才实现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剪胡子剪袖子这些风俗习惯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当然其中也不乏东施效颦的可笑之举，例如彼得见西方君主多豢养侏儒取乐，于是便自个也弄了几个侏儒来赶时髦。但总体来说，正是依靠他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才让俄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一个野蛮落后的蒙古式政权，变成一个文明进步的现代国家。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彼得大帝用他的野蛮征服了俄罗斯的野蛮！”
列宁虽然享国日浅，没有像彼得一样亲眼看到自己的创新结出硕果，但是在他的继承人斯大林手中，俄罗斯最终实现了工业化，在无数人的血泪上建成了与美利坚并驾齐驱的工业化强国。从一个用手扶犁的国家，变成了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丘吉尔语）。虽然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告别列宁已经成为时尚，甚至有人提议将其从列宁墓中迁走，但是包括普京在内的众多俄罗斯人却仍然坚持列宁墓应该保留，毕竟列宁代表了苏联曾经辉煌过的那个伟大时代，无论功与过，他的痕迹都已经深深渗入了俄罗斯的骨髓与灵魂。
而且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脚泥！当年基辛格访华时问起周公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周公说：法国大革命才过去两百年，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当滑铁卢之后波旁王朝复辟时，又有多少人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彻底失败了呢？当彼得大帝死后，被他杀死的阿列克谢皇太子的儿子彼得二世与痛恨他的侄女安娜女王执政时，当保守派贵族将其留下的革新政策废除殆尽时，又有多少人认为彼得的改革不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呢？甚至当奥古斯都用帝制取代古罗马的共和，欧洲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体制进入上千年的王权专制时，又有多少人认为这不是历史的终结呢？所以谁又能说得清苏联的失败不是像波旁王朝复辟一样的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呢？列宁老爷爷留给俄罗斯的遗产到底是什么，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俄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普列汉诺夫曾说列宁是就新的罗伯斯庇尔。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很形象。世界史中让我觉得最悲哀的一段就是雅各宾派自相残杀最终灭亡的的故事。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本是当初携手推翻君主专制的伙伴，并肩与封建贵族和反动教士作战。但当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时，他们却因为路线之争而反目成仇，最终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只谋求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在赤贫无套裤汉的推动下，却推出了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不但要求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还要求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雅各宾派的激进主张令吉伦特派无法接受，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指责雅各宾党人 “是要踏平一切的人,无论财产、安适、物价及对社会的各种义务都要平等”。显然，雅各宾党人的主张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在革命群众的鼓动下，雅各宾派的领导人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在无法采用合法手段解决争议的情况下，转而依赖无套裤汉的支持，采用街头暴力迫使国民公会就范。
在大革命时期，因为国内动荡不安，内战频繁，造成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巴黎城市贫民强烈要求限制自由贸易和颁布粮食限价法令。而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却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迟迟没有响应群众呼声。等他们最终迫于群众压力做出妥协时，却已经民心丧尽，失去了机会。雅各宾派在无套裤汉的支持下推翻吉伦特派统治，胁迫国民公会将吉伦特派议员从国民公会中开除。最终在1793年10月31日，以布里索为首的二十名吉伦特派领袖被送上了原本用于镇压封建贵族的断头台，吉伦特党人高唱马赛曲从容赴死，直到最后一颗人头落下，歌声才告停止。九天之后，被称为吉伦特党党魂的罗兰夫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临死之前，她发出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著名感叹。大革命最终以自己最优秀儿女的热血，为其做出了祭奠！
应该说，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之间虽有政见分歧，但尚远未大到彼此你死我活的地步。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环境下，是完全可以通过议会辩论和政党轮替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在大革命狂热气氛的刺激下，雅各宾派领导人丧失冷静与理智，竟然依赖暴民胁迫立法机构，公然杀害国民公会议员。以暴力和鲜血让原本纯洁的大革命蒙羞，也埋下了自己日后悲剧命运的根源。
其实法国1791年宪法已经授予了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奠定了三权分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此后法国一直到二战后第四共和国建立之前，民主程度都未能超越1791年宪法的范畴。可惜历史却并未在此终结，雅各宾党掌权后，提出了人民主权的主张，颁布了激进的1793年宪法。以平等取代了自由，取消三权分立原则，代之以国民公会凌驾于行政和司法权力之上。限制财产权，为了讨好无套裤汉而颁布限价法令与惩治投机法令，限制粮食价格，导致农民与工商业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以“法律就是公民的意志”为由废弃法律，纵容暴民滥杀无辜，在其执政的短短一年间，断头台上就杀害了多达三万五千人，而其中普通公民的数量是贵族的六倍。最终这部处处宣称以人民意志为最高原则的宪法，尚未来得及实施便被葬送在了血海中。而此后一个半世纪中，法国先后建立了五个共和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在经历了无数的革命、战争、流血之后，最终又回到91年的原点。而那狂飙激进的93年，最终只成为法国人记忆中一段革命与浪漫，恐怖与血腥的难忘回忆。
在推翻了吉伦特党的统治之后，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这对一直并肩战斗至今的革命战友，最终也到了分道扬镳之时。因为在应继续还是放松恐怖政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最终罗伯斯庇尔也将自己的好友丹东送上了断头台。丹东被捕前有人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到英国。丹东回答：“能将祖国放在鞋底上一起带走吗？”当丹东的囚车经过罗伯斯庇尔的窗前时，丹东奋力高呼：“罗伯斯庇尔，下一个就是你！”最终丹东这位当年粉碎了法军司令迪穆里埃的叛变阴谋，拯救了危亡中的共和国的革命功臣，这位被誉为雄狮的雅各宾三巨头之一，也被自己的战友亲手送上了断头台，成为了他亲手缔造的革命的又一个祭品。
当我们回首93年的悲剧之时，我们不禁要问：罗伯斯庇尔如此大开杀戒，甚至不惜将自己昔日的革命战友一一送上断头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罗伯斯庇尔生活简朴，廉洁公正，尽管身居高位，但却一直居住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他有处于热恋中的恋人，但因忙于革命，至死也未来得及完婚。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不可腐蚀的人”。但是这位不可腐蚀的人的双手，却沾满了他所要拯救的法兰西公民的鲜血。罗伯斯庇尔对革命和人民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他深信：只有他所选择的道路，才是将法兰西人民带入天堂的坦途，而其他人所选择的道路，都是在将人民引入邪路。所以在革命道路上的每一个路口，对每一位和他发生分歧的革命同志，他都将其视为是对革命事业的悲观动摇，是对反革命势力的妥协投降，是对人民的背叛。只有将这些叛徒统统清除，才能纯洁革命队伍，铲除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罗伯斯庇尔想要建立一个纯洁的天堂，但是这个天堂是如此的圣洁，以至在这位不可腐蚀的人眼中，这个尘世上的大多数凡夫俗子都有瑕疵，都不配生活在这个天堂中。所以只有用断头台将这些污浊的败类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罗伯斯庇尔一向标榜自己代表人民，但其实他并不相信人民。当时法国的大多数国民都是低素质的农民，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自由民主的意义，罗伯斯庇尔也不相信由他们一人一票选出的主要由保守乡绅组成的国民公会，认为他们代表了过时的旧势力。所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之外另组了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将国民公会架空，不断逮捕杀害与其政见不同的国民公会议员，利用断头台的恐怖威胁国民公会，使其变成彻底听命于自己的驯服工具。罗伯斯庇尔一心想要捍卫民主，最终却不得不以独裁的手段来保障民主，这可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罗伯斯庇尔将逃亡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虽然令他们获益，但是他迫于城市贫民的压力，下令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最终又跟苏俄的余粮收集制一样将农民推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使这场本该是人民与封建贵族对抗的革命，变成了正如《九三年》里雨果所说的“一场巴黎与外省之间的战争”，使法国陷入了分裂。最终自己反被孤立，支持者只剩下了巴黎贫民。最终，被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策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公会议员们决定孤注一掷，拼死一搏，罗伯斯庇尔的最后一次演讲在“打倒暴君”的怒吼声中被打断。国民公会通过了逮捕雅各宾派领袖的决议。罗伯斯庇尔哀叹道：“这帮恶棍得手了，共和国完了。”雅各宾党人在最后关头展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圣茹斯特主动跟罗伯斯庇尔站到一起，对他说：“能跟您死在一起，我很荣幸！”双腿瘫痪的库东让人将他抬到国民公会，跟他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共同赴死。而巴黎的义勇军更砸开监狱，救出了罗伯斯庇尔等革命领袖，等待他下达命令，捣毁那背叛革命的国民公会。但最后关头，罗伯斯庇尔却放弃了机会，他茫然的问追随者们：“以谁的名义下达命令？”作为民主最忠实的捍卫者，罗伯斯庇尔可以利用恐怖手段让国民公会的议员们服从，但却没有勇气像他的后辈列宁一样动用武力亲手捣毁人民所选出的民选议会，最终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信仰的纯洁，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民众的唾骂声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投票处死路易十六的国民公会辩论上，罗伯斯庇尔曾说出：“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这样豪迈的话语，然而实际上，最终死在断头台上的除了国王与贵族之外，还有无数普通的法国公民，包括那些最优秀的革命者。而终于轮到了罗伯斯庇尔自己。最终在这位孤独的独裁者坟头，是好事者为他所拟的墓志铭：“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就得死亡！”
雅各宾派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种“我为天堂，人为地狱”的绝对非黑即白的狭隘思想。认为只有我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才是康庄大道，别人选择的道路就一定是邪路，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坚决予以阻止，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将本来简单的政见之争，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在倒幕战争胜利之后，坚决拒绝将败死的幕府武士称之为贼。说：“大家都是为了日本的前途好，只不过所选道路不同罢了，今日我们侥幸战胜就称人家为贼，若是我们不幸战败，人家岂不是也要称我们为贼？”于是将战败者改称“朝敌”，意为同政府敌对之人。巧合的是西乡最终也因为发动了日本国内最后一次内战西南战争而被列为朝敌。但是西乡隆盛这种不将政见不同者就贬之为贼的开阔胸襟，还是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但是漫漫历史长河中能看透这一点的实在太少了！
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同样是这样一位幸运儿。凯末尔在现代土耳其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是打败协约国，拯救了土耳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民族英雄，更因为他是废除土耳其的封建制度与伊斯兰教权，使其步入现代化与工业化，奠定了土耳其的世俗化政权基础，使它实现文明与进步的国家伟人。凯末尔认为伊斯兰教是造成土耳其落后于西方的根源，所以他对在土耳其民众中土壤深厚的伊斯兰势力痛下杀手，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确立了以共和、民族、平民、国家、世俗、改革六大主义为核心的被称为六箭头的凯末尔主义。坚持以世俗化作为土耳其立国的基础，废除苏丹和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删除宪法中以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废除了伊斯兰教长制、停办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依据西欧国家法律制定世俗的土耳其新法律。即使被保守的伊斯兰教徒视为伊斯兰信仰的背叛者也在所不惜。
凯末尔和彼得大帝一样将改革的范围从政治扩大到了包括服饰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他颁布法律强制土耳其男子必须戴礼帽取代传统的土耳其红帽子，违反者将受到惩处，除神职人员外不得穿传统的阿拉伯长袍，政府官员必须着西装。禁止妇女戴面纱，穿黑袍，取消一夫多妻制，允许离婚，授予妇女投票权（这甚至早于很多西方国家）。当然凯末尔的改革也和彼得大帝改革一样充满了拔苗助长甚至邯郸学步的现象，例如强制以拉丁字母取代传统的阿拉伯字母，并在使用中发现很多问题的情况下仍然以国家力量强制推行，并将是否使用新字母提升到是支持改革、拥抱文明进步，还是反对改革、固守野蛮落后的政治层面，其实质是不惜以简单粗暴手段切断与传统伊斯兰文化之间的联系。这与五四之后兴盛一时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企图以拉丁化字母取代传统方块字，而切断与野蛮落后的中国传统旧文化之间的纽带，而彻底拥抱代表文明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荒唐之举如出一辙。
凯末尔要在一个伊斯兰氛围浓厚的封建落后国家实行全盘西化的激进改革，同样遭到了民众的强大阻力。而且他也深知，要让占人口多数的文盲农民支持他摒弃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奉为圭臬的伊斯兰教法，是绝不会获得他们的支持的，放任他们实行一人一票的话，只会让他的改革被伊斯兰保守势力所无情吞没。只有以军队为后盾，依靠暴力和强权，才能让他的不得人心，但是他又认为是必须的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为此，凯末尔在推翻了君主制度之后，却又建立了军事独裁制度，禁止组建反对党，由其所建立的共和人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兼任土耳其总统、党主席和军队统帅，独揽党政军权力。凯末尔利用他民族英雄的崇高威望，及一支对其惟命是从的军队，用尽一切手段压制反对派，千方百计避免任何杂音出现，处心积虑确保他的改革不受一丝一毫干扰。尤其到凯末尔晚年，他变得日益刚愎自用，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而且生活腐化，脱离群众，甚至搬进装修的奢侈豪华的苏丹皇宫里去居住。要不是他在57岁就盛年早逝，他最终会不会蜕化成一个萨达姆、卡扎菲式的独裁者，同样是未定之事。
直到临终之时，凯末尔仍念念不忘他的世俗化改革成果能否继续，担心伊斯兰保守势力会利用他的去世卷土重来。他对军队进行谆谆教导，告诫他们要充当为世俗化改革保驾护航的卫士，必要时甚至可以不惜发动政变来推翻具有伊斯兰极端倾向的民选政府。凯末尔的这一临终遗训，成为土耳其军队以捍卫世俗化为旗帜，不断发动政变，进行军人干政的尚方宝剑。这一方面确保了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成果不至于付之东流，没有像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那样，让霍梅尼那样的宗教狂人凭借一人一票合法上台，建立伊斯兰极端政权，另一方面也使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始终受到军人干政与专制独裁的威胁。所以凯末尔留给土耳其的政治遗产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同样得拭目以待。
中山先生被称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但这先行二字就足以说明他也同样超越了他的时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广大目不识丁的农民压根搞不懂革命党人所鼓吹的自由民主究竟为何物。同盟会员在海外发行待革命成功后买一偿百的革命公债，结果应者寥寥。反倒是康有为等保皇党人以光绪密诏为名大肆出售顶戴花翎，许诺待慈禧死后光绪亲政就授予实职，却在海外华侨中大受欢迎。逼得年轻力壮的革命党人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在顾客到来之前先用拳头将保皇党的那些老夫子们赶走，然后鸠占鹊巢，冒充他们的名义贩售革命公债。反正那些不识字的苦力也大多不知卖给他们的纸上写的是什么。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南京乡下主持乡长选举，没曾想农民们却因畏惧而一致推举了平日里作威作福的一个土豪劣绅，以至于中山先生不得不发出感叹：“我们是诚心想要把民主权力交给民众，尚将选举搞成如此模样，更何况还有无数人打着为民的旗号想要欺骗他们呢！”其实真实的历史远比电视剧里所表现的更为残酷，别说是选举官员这种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惊人之举，光是为了剪辫子放足这些生活习俗的问题就酿成了无数的悲剧。民国政府推行“天足运动”，要求妇女放足，但是广大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乡村妇女却根本不肯响应，于是只好动用国家机器，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推进。政府要求每个乡长每周要上交二十张裹脚布，于是凶暴的乡丁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妇女扒去鞋袜，将裹脚布挑在竹竿上示众，结果造成无数妇女不堪受辱，羞愤自尽。民国便以这样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开始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中山先生的悲剧也在于，他想拯救人民，但却又无法让他想拯救的人民真正理解他，所以也就不敢真正依赖人民。
所以同罗伯斯庇尔和列宁一样，从一开始孙中山对他所依赖的人民的力量就是持怀疑和戒惧态度的。当南北议和缔结之时，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曾纷纷为之欢呼，在他们看来，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够不经过大的流血就和平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这是中国人民伟大智慧的结晶。同经过无数流血战争才获得胜利的欧美等国革命相比，实在是高明的多，也幸运的多。然而这种幸运很快就因为革命党人对权力的执着而被打破，最终令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无尽深渊当中。
孙中山虽然因为北洋军的强大实力而被迫将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但却并不甘心就此将权力彻底交出。按照约定，袁世凯应在1912年3月10日就任大总统，但同盟会员却利用他们把持南京临时参议院之机，在交权之前的3月8日抢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暗度陈仓将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总统制偷换成责任内阁制，造成立法权力过大，将袁世凯变为虚君总统进行架空。结果从一开始就令袁世凯对其诚意产生怀疑，认为革命党人言而无信，偷梁换柱，为双方的合作埋下了阴影。
而即使是同盟会员占了四分之三多数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因为其对孙中山不够驯服，也令双方在合作的短短一月时间内彼此矛盾重重，剑拔弩张。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权力，坚持民国必须定都南京，但却得不到多数议员的支持，临时参议院以二十票对八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定都北京的议案。孙黄闻讯后怒不可遏，当即召集议员中的同盟会员严加训斥，指责赞同定都北京者乃是为袁张目。黄兴更公然声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段，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次日参议院开会时更有两广议员宣称：“临时政府地点须重议，非改在南京，吾辈愿以身殉会场。”最终在孙黄武力胁迫下，参议院才勉强通过定都南京的议案。但却遭致参议员们群情激奋，多数议员主张辞职抗议。由此可见，同盟会员虽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发动革命，但从一开始，当民主程序得出的结果对其不利时，他们就有动用武力破坏民主，甚至对付自己的革命战友的企图。
次年，国民党人利用临时约法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理应成为国务总理，却在此时遇刺。本来宋案正在按照司法程序按部就班进行审理，孙中山却在并无充分的证据指控袁世凯的情况下，贸然声称袁为幕后主使，仓促发动二次革命，进行武装反袁。开创了民国以武力而非司法手段解决争端的先例，也开创了民国军阀混战的先例。最终二次革命以国民党人的惨败而告终，国民党被以叛乱罪名解散，国民党籍议员亦被驱逐出议会。而孙在流亡到日本后，不但不加以反省，反而认为党员没有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才是二次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四点教训：
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
看了孙中山总结的这四点教训，可真是让人瞠目结舌，通篇皆是服从字样，而毫无民主二字可言。不知者定然以为这是一独夫民贼所写的狂妄呓语，而绝想不到这是一毕生呼吁自由民主的革命志士所写。
孙中山就按照他总结的这四点经验而在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党魁领导，无论其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并要在署名下加按指印。结果导致多年来一直与其并肩战斗的众多同盟会元老与之反目，尤其是有“孙黄”之称的黄兴与其决裂，指责孙让党员向自己个人宣誓不够平等，而按手印迹近侮辱，此举甚为不合时宜。等于将党蜕变成了旧式帮会，将自己变成了龙头大哥。
而孙则反驳说：“我们曾经梦想着用一个民主的党民主的组织去领导我们的民主共和革命，我们不折不挠的奋斗了十几年，甚至差一点取得了成功，但最后的结果证明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结果就是专制再一次的战胜了民主，民主的国民党的缔造者，我们的好同志宋教仁被刺杀，拥兵自重的各省国民党都督见风使舵，背叛我们，我们的党被宣布为非法，我们流亡海外。这一切都说明，没有一个坚强集中的组织，是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我们现在的党员是在党内失去了一定的民主，我们的机制是趋向于集权，但这是为了革命胜利的需要，为了实现更广范的民主的需要，我们前赴后继多少年为的就是实现民主，我们自己委屈一点，不算什么。”应该说，从现实权谋的角度说，孙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很有道理。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即是：如果因为专制一次次战胜民主，那么为了战胜专制就要变得比专制者更加专制，更加集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那么这种最终胜利它的意义又究竟何在呢？
孙黄决裂后，孙中山并未对此做出深刻反省，反而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改早年自由民主之主张，认为“当时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乃是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提出“军政、训政、宪政”战略，废弃了早年无条件实行民主的原则。不但如此，孙中山为了同袁世凯相对抗，甚至不惜对日出卖国家利益以争取日本支持。当年孙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不顾临时参议院的反对而与日本签署《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1915年，日本趁欧美陷入一战无暇东顾之机，胁迫袁世凯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面对民族危亡，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而孙中山却在此时主动与日本签订了《中日盟约》，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致使日人使用其充当逼迫袁世凯就范的砝码，威胁“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使袁世凯迫于压力最终签署了《民四条约》，袁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而即使熊克武、程潜等中华革命党人亦不以为然：“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我相信孙先生是不会主动卖国的，就像他当初解释之所以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时所说：“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但其当初担任临时大总统时不惜损害民族权益对日借款，尚可籍口是迫于极度财政困难，实不得已而为之。但今天他作为一海外流亡之下野之人，竟不惜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外国支持，岂能再以打倒专制独裁为借口而塞悠悠众口？若是为了推翻专制就可公然向列强出卖国家利益，则即使再造共和，则此一民国，又与腐朽的晚清王朝有何区别？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借口段祺瑞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发起了护法运动，声称要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实则是让刚刚稳定的中国再度重燃战火。孙在西南军阀的支持下，拉拢150名国会议员南下，在广州另组非常国会，建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原本以为护法军政府将采用合议制，却发现实际上为大元帅军政合一，这才意识到原来孙一向利用临时约法限制别人权力，但却并不想让别人限制自己权力。于是均拒绝就任元帅之职，而众多国民党元老因对孙大权独揽感到不满，亦纷纷拒绝就职。结果护法军政府变成了中华革命党员们的独角戏。段祺瑞下台后，总统冯国璋颁布南北停战令，唐继尧、陆荣廷纷纷响应，而孙中山却坚决反对。对其不满的滇桂两系军阀联合反孙议员，促使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眼见大权独揽计划落空的孙中山愤而离粤，指责“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显然孙是又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当成了法律与民意。
1920年孙中山利用陈炯明的粤军反攻广东，逐走桂系。次年孙由非常国会选举为非常大总统，宣布成立“正式政府”。但孙随即又与他的支持者陈炯明反目。直皖战争后，新上台的吴佩孚一反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提出息兵止战，南北议和的主张，得到陈炯明的大力响应。陈提出联省自治，和平统一的主张，主张先将广东建设成为模范省，逐渐将其模式推广到全国。而孙则不顾广东战乱频繁，民力未复的现实，一味主张北伐，坚持武力统一，这就使其与陈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陈本就反对孙利用不足议员总数四分之一的非常国会，自行当选毫无法律依据的所谓非常总统，认为这是自毁法律。而今更公然孙是贪恋权位而不惜将中国拖入内战当中。孙盛怒之下，下令免去陈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之职，二人彻底反目，陈的部下叶举等人为其鸣不平，发动兵谏，将孙逐出总统府。孙竟命令海军舰队炮轰广州城进行报复，结果导致大量广州平民无辜伤亡。
与陈反目后的孙中山彻底沦为孤家寡人，无奈之下只能向苏俄和中共求援。实则当时在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本是多数，但是在孙一如既往的发出“如果你们都反对与共产党合作，那我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就自己去加入共产党。你们觉得怎么样？”的威胁之后，最终还是通过了孙提出的联俄联共的三大主张。每当读史至此，我总想起毛领袖在庐山会议上发出的“如果解放军跟你走，我就跟林彪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恫吓。说实话，这种如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就不惜置党的团结与统一不顾，公开分裂党，制造内乱的威胁，真是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中山先生不是在59岁就英年早逝，而是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掌握国家大权的话，那么他能否还保持今天国共两党共同树立的那个神话，而不是像他的继任者蒋委员长一样留下身后骂名，甚至像毛领袖一样发动一场大跃进，将大炼钢铁改为大建铁路，去将他那个建设十万英里铁路的狂妄口号付诸实现，这就都是难说之事。
中山先生是位贪恋权力的野心家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我毫不怀疑他是一心想为中国好，全心全意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的。他的错误其实也在于对自我的绝对肯定与对他人的绝对否定。只相信自己是英明的革命导师，而别人不是包藏祸心的阴谋家，就是头脑简单的糊涂蛋，只有接受自己领导才是国家的唯一正路，别的主张，别的建议都统统不能考虑，甚至不惜建立自己的专制独裁，用革命的专制来压制反革命的民主。这正是古今中外无数本应名垂青史的革命志士最终身败名裂，沦为独夫民贼的悲剧所在。
现在微博上非常流行那个英雄变成恶龙的故事：“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个处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故事有另一种解释，最终让英雄变成而恶龙的也许并不是欲望与贪婪，而是对自我的过度自信与执着。在杀死恶龙之后，英雄担心会有更多的坏人来觊觎山洞里的宝藏，于是决定由自己来捍卫宝藏。可是他觉得自己的肢体太过柔弱，身躯太过单薄，不足以抵御世上太多贪婪的坏人与无知的愚民，于是他主动自愿的让自己的身躯长满鳞甲，长出爪牙。他觉得这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更能担负起捍卫象征自由的珍宝的责任，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变得日益强大的同时，最终变成了那条被他杀死的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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