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历史上有哪些人有着鲜为人知、与其名声不符的一面？

李鸿章生平及爵位：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中国近代私人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历经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在经济上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财阀有私人来往。李鸿章曾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皇家维多利亚勋章。

大清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晋一等肃毅侯赠太傅。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西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以传播拜上帝教为途径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聚众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从广西一隅经湖南攻克武昌，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鸿章生活颇无规律，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以中立国名义通过太平天国控制的南京长江江面抵达上海，自成一军，是为淮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参与平定了捻军叛乱，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洋务运动：

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使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

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与“师夷长技以求富”两个主张，李鸿章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金陵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以及后来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

甲午战败：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吴是曾国藩的孙女婿，李鸿章的幕僚，其文记载李鸿章回顾一生

传统说法常认为李指示给丁（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要“避战保船”，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偏颇和误传，如9月28日电令“丁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而末期也曾命令丁试着突围逃跑而丁此时连拼力挣脱漏网的意志都已失去，回电拒绝。而时人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尚存在争议。虽然存在着种种争议，但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一战，但双方实力悬殊，同时用人不当导致了战败。

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梁启超则说“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梁启超

据梁启超记载李遇刺后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而稍愈后日本送来和约纲要，李“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驳议”。最后一稿和约，日本方面毫不让步，于是只好被迫签约。

戊戌维新：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

后来，李鸿章委托伊藤博文等向康有为和梁启超捎去口信，勉励他们要努力学习西学，将来报效国家。有一次，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这次康、梁变法之失败，只“因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庚子国难-落日将坛：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利器，自取决裂如此乎？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烈；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上谕》

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北京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互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试探光绪、慈禧两宫万一殉难之后，可能政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为成局。

在西安（慈禧）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北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

1901 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 “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很明显，李鸿章在此时想的是以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身份“肃毅伯”来落下这个耻辱的款。

李鸿章心力交瘁，签约不久便即去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继续附本人摘录文章：

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李鸿章的发迹，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有些不同的是，李鸿章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份退下来，开始当上江苏巡抚时，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年（40岁），完全属于大器晚成型。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就以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而深得曾氏的赏识，曾氏赞许其“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该书对李氏奏折中这种刀笔功夫，作了一些有趣的发挥，怎么反驳上级，如何敷衍皇上，揣摩圣意，打太极拳，今天的“秘书党”应该认真学学。

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其真正的本事当然并不在于雕虫小技的奏折文字上，大臣所以成为大臣，既有时运，更堪玩味的则是其人身怀的种种看家本领。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有批评：“少荃拼命做官”。但李鸿章虽然“拼命做官”，精于自保，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

笔下真功夫：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后来光绪的老师）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动？

如此重要之事，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区区不到六百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此折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措置失当、贪生怕死、连失两城的罪状，然后指出翁的几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自辩，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此折最后写道：翁同书有如此行为“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即将朝廷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本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封死，委实老辣。朝廷只得并不情愿地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

洞悉形势：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响，而且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

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确非寻常。他进一步论述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对北上驶援应“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经过仔细权衡，曾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

千年未有之变局：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中国“向西方学习”也是从仿造轮船枪炮开始的。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于1868开始建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到1870年，该厂又建造了“操江”、“测海”、“威靖”等轮。

紧接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但左宗棠立即被调任陕甘总督，于是请沈葆桢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在沈的经管下，闽厂发展迅速。1869年6月，该厂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终于下水。到1871年底，该厂又陆续建造了“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等船。

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如果“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督抚阅看，酌情议奏。这道“上谕”行文也颇为巧妙，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但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的文煜则表示支持。这使清廷依然举棋不定，便于1872年4月初再发上谕，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通盘筹划、悉心筹议。

左宗棠、沈葆桢于5月初先后覆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6月下旬才覆奏，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在这次上奏中，他首先高屋建瓴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

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之后膛枪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论的由来。因此“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

“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坦言我们并非不知道开始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但现在必须开办此事，否则今后将后悔不及。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

反对者指责福建船厂在筹划开办时曾上奏花费不大，现在花费远远超过当初计划，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颇有“钓鱼工程”之嫌。对此，李鸿章辩解说负责创办福建船厂的两个法国人并非造船专家，估算可能不准；并进一步详细说明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确有相当说服力。

对于反对者即便中国建造兵船，与外国在水上打起仗来也未见得能赢的论点，李鸿章的反驳看起来相当低调，他不能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但实际却非常有力。他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但他以结束不久的普法战争为例，说法国兵船无论质、量都胜过普鲁士，最终还是战败，所以“兵事胜败，固难言已”。

接着不厌其详地介绍了英、法更为先进的军舰，其装备设施非中国新造轮船可以相比，他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中国想打胜仗也要造这样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更多经费。他巧妙地利用了论敌的矛盾：我们新造军舰打不过列强是因为没有它们的先进，如果你要求我们能打赢，就应拨更多的造舰经费、而不能裁撤刚刚起步的造舰事业。他接着便反驳说：“今欲我数年创始之船，遽敌彼百数年精益求精之船，不待智者而知其不逮。然就已成者而益求精，未必其终不逮也。”何况，中国现在建造轮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只是为了防守沿海、沿江，这些地方由于水浅礁多，“外洋大兵船、铁甲船势难深入”，所以从保卫海防而言，现在所造船舰规模、水平完全够用。退而言之，即便我们的兵船打不过外国，但我们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反之，如果因我们建了这些船也打不过外国而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接着他以相当篇幅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赢利赚钱。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如果我们一直像现在这样不能自己用机器生产铁、煤而不得不依赖进口，那么一旦中外冲突，“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这才是真正应该忧虑的。

其实，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确实，能否用机器生产枪炮兵船明显关系到清王朝的生死存亡还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用机器生产煤、铁，组建近代航运业等与“军工”无关的事业确更难推行。此时，李鸿章认为时机已到，便借反对者提出财政问题而提出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最后，他总结说：“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为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

清廷将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这场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结束。而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从“求强”到“求富”，不但是洋务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而李鸿章此折中“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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