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基利安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现任哈佛大学政府学的大卫·弗洛伦斯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共同编写的一本书，里面探讨的就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为了回答国家兴衰、国富国穷、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观点一致。
该书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汲取性（extractive）来刻画，从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他们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说明。
首先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所谓汲取性，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小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汲取性经济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者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比如，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精选总统或者议员，人民具有投票的权利，众议院和参议院是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人都有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机会；在经济上，不论是谁都没有垄断权，甚至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会受到联邦法院的反垄断调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也都如此。
再次是汲取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是存在的，比如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很快就会由于汲取性政治制度而发展为汲取性经济制度。这种国家往往是为了刺激人们的生产性激励而制定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但是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者或者当权者的利益，而他们刺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资源。
最后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么它就不会采取汲取性经济制度了，所以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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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汲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关键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汲取性制度也能实现经济增长，攫取者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资源。无论攫取者要攫取什么，首先必须要有可以供攫取的资源，无论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劳动者本身。这样，在汲取性制度下，统治者或者当权者也有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只不过他们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可能不是基于劳动者的自愿而是通过对劳动者的强制进行。比如，农奴制度下的西欧和东欧社会，统治者通过农奴来发展生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方通过黑奴来发展生产；殖民地时期的美洲、非洲等，殖民者都是通过对殖民地劳动者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然后占有。当生产的物质产品越多越丰富的时候，攫取者能够攫取到的资源越多，能够攫取到的产品越多，所以攫取者有时限或者促进增长的强烈激励或动机。
在汲取性制度下，当局或者统治者能够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比如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集中资源发展工业，实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苏联的经济增长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之后逐渐下降，但是至少实现了 50 多年的增长，并且曾经一度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并且唯一能够与西方对抗的国家。所以，在汲取性制度下，不仅当局者、当权者（即攫取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只不过汲取性制度下攫取者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不能持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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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攫取者的任职期限。统治者或者当权者都有生命期限和任职期限，而不可能无限期任职，这会导致其短期行为，也就是在其任职期间尽可能攫取，而不会有长远打算。
二是生产者的激励不足。生产者或者劳动者虽然被迫努力劳动或者工作，但不是自愿的劳动激励，结果就是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少。即便是表面上努力劳动，也会在实际上努力不足。比如苏联的确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工人们的激励越来越小，因为工人们会想出越来越多的办法对付强制他们劳动的人，消极怠工等。
三是攫取者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攫取者之间会为获得有利的攫取条件展开竞争，使得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展开竞争，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结果是降低了生产的激励，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比如垄断者为保持垄断地位、竞争者为获得垄断地位而相互竞争或斗争，必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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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包容性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并存。这是因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汲取性制度下阻碍增长的条件或因素，并且能够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这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产者之间的激励。在包容性制度下，生产者有充分的激励从事生产活动，因为生产者能够占有所生产产品的大部分或大绝大部分，并且对此有稳定的预期，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完全是内生的，不需要强制，这种生产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长期进行下去。
二是避免攫取者任职期限约束下的掠夺性攫取。在包容性制度下，没有攫取者，总统或首相等所谓的当权者或统治者不是攫取者，而更大程度上是议会等机构的代理人或议会等机构决策的执行者，这就避免了汲取性制度下统治者、当权者或任职者通过个人权力或权威进行攫取的行为。如果首相或总统等当权者不按照选民的意志行事或者作了违背选民意志的事情，就会受到选民的抵制，或者不能够再次当选。正是通过这种包容性制度，避免了汲取性行为，提高了生产者之间的激励。
三是避免了攫取者之间的非生产性活动，并促进了生产性活动的发展。在包容性制度下，人们更多的是从事生产性劳动，通过发明、新技术等的采用获得有利的生产条件，而不是通过从别人那里攫取维护既得利益或者获得额外收益，这样能够鼓励创新、发明和新技术、新的生产条件的使用，进而促进生产。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或发明创造来获得超额利润成为世界首富的，在他成为世界首富后还经常受到美国联邦法院等的反垄断调查或诉讼并且时刻面临着微软被分拆的危险；而墨西哥的电信巨子、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则主要是依靠与总统等当权者的关系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产业并将整个电信产业收购为私有财产而致富的。盖茨和斯利姆创造财务或者使个人致富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盖茨是包容性制度下创造财富并致富的，而斯利姆则是在汲取性制度下通过垄断定价等进行攫取而致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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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兴衰的条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虽然讨论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是给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没有给出充分条件。包容性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他们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讨论。不过，他们倒是给出了经济落后或国家失败的充分条件，即汲取性制度。一个国家只要采取了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那么注定会失败。其实，之前研究国家兴衰的文献，大多数也都是强调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而很难找到国家兴起的充分条件，例如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和《权利与繁荣》中的讨论，给出来的也只是国家衰落的条件和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真可谓“失败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而成功的国家各有各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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