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 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

1997年,UCLA历史系教授王国斌(Roy Bin Wong)出版了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书。如今,王国斌的这部著作基本上被认为是当代关于这一问题辩论的复苏。然而,在这一领域的当代学者中,不得不提的是Chicago历史系的中国史专家庞麦郎,不好意思,Kenneth Pomeranz。2000年,Pomeranz出版了重量级的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书。The Great Divergence这个词汇也成为了近代东西方差异问题的代名词。而后,关于The Great Divergence的种种理论再次开始兴起。

可以说, 在近代东西方社会差异的这个问题内,做出努力的学者是数不胜数的。然而,我们总归可以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一定的分类。这是因为,可供他们选择的核心变量并不是无限的。从各种各样的社会组成部分中选择一种或少数几种作为核心变量,并进行逻辑推演,模拟出社会发展的不同进程,这是社会科学理论里常见的一种建构理论的方式,在近代东西方差异这个议题上也不例外。制度、文化、自然资源、海外殖民地……不同理论的核心虽然不尽相同,却都是有迹可循的。本答案希望能够运用一些更新的文献,从一些理论的核心变量切入,通过观察理论家之间的辩论,尽量还原The Great Divergence这一议题的总体面貌,并回到问题本身进行一个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当我们称一个理论为「X理论」时,并不是说在这一理论中只有X因素发挥了作用。例如,当我们谈论制度理论时,我们当然理解其他因素也被一些制度理论学者包纳在了理论范围之内。但是,在制度理论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制度。其他因素要么影响力较小,要么能够从制度因素上逻辑推演而出。这样,我们称这一理论为「制度理论」。其二,涉及到很多具体史料的问题,请恕我无力一一举证。在这里我要做的工作,仅停留在理论梳理的范畴之内。其三,一些年份较早的文献没有被纳入本答案中,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够优秀,例如我个人非常喜欢的Barrington Moore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我希望从一些更严格的理论入手,然后推进到一些更宽松的理论,最后回到The Great Divergence这一问题本身。在这里,「严格」指的并不是理论的严谨程度,而是这一理论对东方社会批评的严厉性。比如,当我们把差异归因于制度问题时,我们的批评倾向可能是较重的;归因于自然资源的分布时,批评倾向是较轻的,因为这可能说明西方的崛起不是人为必然的。当然,这个顺序不是非常严谨的,仅是为了答案梳理的方便。相关的著作列表将以提及的顺序列在最后。

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ism)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反应。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二十世纪中叶的Douglass North,在当代也有不少的拥趸。Acemoglu & Robinson (2012)就将现代国家的成败归因于制度的成败。对于制度理论家而言,东方之所以在近代社会中沦落,是因为其体制和制度无法提供足够的保障、无法激励创新或者无法激发追求财富的本能等。相反,西方的崛起是因为其体制制度保障了私有财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保护了创新和知识产权等。

反对制度理论的观点包括:(1)制度理论存在严重的后视角(hindsight)倾向,亦即从已经存在的发展结果去倒推制度的优越性;(2)东西方的制度差异可能远比制度理论家描述的要小,或者说一些东方社会的制度未必不能提供西方制度的作用;(3)当追问制度差异从何而来时,制度理论家很可能只能继续上溯,并举出其他变量来佐证制度差异,这使得制度理论家内部也会产生分流。


文化理论

文化理论的核心人物无疑是Max Weber,正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将文化理论搬上了舞台。当代文化理论学者关注的文化重点也许各有差异,但一个共识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例如东方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抑或启蒙运动带来的文化效应等等。Joel Mokyr (2009)就从启蒙运动入手,解释了东西方差异。

然而,早期的文化理论确实要在一定程度上甘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当代的文化理论可能更侧重于启蒙运动的作用,但启蒙运动对工业发明及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可能也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Robert Allen (2009)就通过对工业革命中重要发明家的生平的详细探究,反驳了启蒙运动及科学知识的普及对工业发明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文化理论也更难以被确证。

人口理论
人口理论(Demographic Theory)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Thomas Malthus。Malthus提出了重要的东西方人口差异:东方人口大而西方人口小;东方的家庭模式是家族,西方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中青年更需要投入生产活动中来谋求立身和婚姻的家底;自然灾害对西方人口的控制效果更佳。在当代,也许很少人像Malthus那样直接地将东西方差异奠基于人口、自然灾害对人口的控制、结婚时间及家庭结构这几个因素之上,但却很少有人能直接漠视人口理论的影响。一些当代理论家,例如Barry Naughton (2007),仍然将人口问题放在了极其核心的位置上。

一些反对者试图证明东西方的人口效果,包括自然环境所能负担的极限和人为及自然的人口控制效果,都比人口理论者认为的更好(参见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上述这些理论在本答案中被视为批评性较强的。也就是说,人为的因素——将传统也视为人为的一部分的话——被重视的程度比下述的一些观点要更重一些。而另一些观点,则将东西方差异视为更自然的、流变的抑或偶然的过程。

环境理论

Kenneth Pomeranz、Jared Diamond等人都是环境理论的大家。环境理论家通常认为,西方崛起的偶然性很强,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影响包括环境所能提供的承载限度、矿物资源的分布等等。对于Pomeranz (2000)来说,不列颠的崛起核心元素(之一)是煤炭。正是煤炭的合理分布使不列颠得以加速进入新时代的工业模式。而在中国,煤炭的高产区并不分布在工业发展最佳的长江中下游,故而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不幸的。

然而,一个纯粹的环境理论过于决定论。环境理论家很难真正地将东西方差异彻底地局限在环境差异之上。通常,一些其他因素也会被吸纳进来,促使环境因素发挥重要性。例如,Pomeranz (2000)就吸纳了殖民地要素,来解决不列颠的工业生产和产品销售问题(故而他的理论也被戏称为Coal and Colonies)。环境理论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即便环境差异,例如能源的分布差异是存在的,也要有足够的动机使某一地区的居民去发掘这一能源的优越性,于是我们进一步来到需求理论。

需求理论

也许需求理论不能简单地被列为一套理论。毕竟,需求理论——在这里以其代表人物Robert Allen为例——将大量的变量都吸纳进了理论之中。Robert Allen (2009)探讨了不列颠崛起的大量原因,包括很多在上述理论中已经被提到的因素。在这里,Allen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英国需要维持一种「高工资」的工业生产模式。高劳动力价格一方面带来了开发新能源的需求,发挥了煤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进行工业革命的需求,减少人力劳动。而在东方,这个需求由于经济模式的不同,是不存在的,故而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发生。

可以说需求理论是一套有力的理论。但需求理论同样需要面对一个上溯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存的需求是从何而来的。(Allen确实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另外,吸纳了极多的变量也容易导致因果关系的不清晰,这需要需求理论家进行极其精致的理论设计。

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理论都在强调东西方社会的差异带来了发展的差异,这也是理论家更关注的问题。然而,东西方的差异是否真的像描述的那么大?至少有一些学者是不同意的。反对程度更大的学者用相似理论来进行抗议,他们力争说明,东西方的相似程度远大于差异程度。这也是对The Great Divergence问题的另一重意义上的抗议,亦即对欧洲中心论的抗议,这点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说明。

相似理论

Boston College的学者Prasannan Parthasarathi (2011)就是相似理论的拥趸。他认为,欧洲社会所谓的差异性优势,较之东方社会(他更关注的是印度,对中国也有一定的阐述)是不大的,至少不足以导致如此大的发展差异。东方社会的高度发展已经来到了走向独特的发展道路的边缘,但却被争取更高贸易地位的西方社会的干扰所打断。贸易帝国的扩张中断了东方社会的发展步伐,从而导致了现在我们所见的东西方差异。

这一理论极其重要的一环是,它反驳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论调,也就是说,反驳了「近代国家的发展只能走欧洲的工业革命道路」的既存理论。它认为,国家发展的模式可以是多维度的,但其他因素(例如外在干扰)使我们(也许是暂时)失去了观察其他模式的可能性,从而也产生了欧洲中心论的成见。这无疑是对The Great Divergence的重要反思。

对The Great Divergence的关注不是一朝一夕的。当我们回到比Pomeranz和王国斌更早的语境里,回到问题提出的当初,我们会看到,这一问题的提出确实是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彼时,欧洲和东方的力量对比可能比今日还要悬殊,这导致了欧洲中心论的遗产很难彻底从这一议题中擦去。后来的理论家中,有不少人试图解决欧洲中心论问题,却仍然在欧洲中心论中原地踏步。我并不试图说明欧洲不够优秀,抑或不值得学习。我试图说明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The Great Divergence这一话题中,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色彩,而这一色彩不一定是不可辩驳的。一旦我们开始反思,我们会意识到,问题的提法本身也许就潜藏了一些东西,并扼杀了一些东西。




参考文献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2

Joel Mokyr,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Penguin, 2009.

Robert C. Alle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2009.

Barry J.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2007.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 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 1600-1850, Cambridge, 2011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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