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是答主大二上学期修的“世界经济史”的课程作业~由于这个问题刚好也是我的作业所回答的，所以复制粘贴过来了。原文链接详见：
评论里很多人指出我没有分析文化因素~这是因为：第一，答主的作业主要是想写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实在是学力所限，关于文化方面的研究了解不多……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吧~欢迎在评论区补充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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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非洲一直都是“贫困”一词的实力代言。不过，非洲的贫困陷阱并非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而是近代以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独立之后）才出现的，而在这之前的非洲，经济水平还是相当可观的，在上世纪60年代，一本有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书籍还将非洲的发展潜力排在亚洲之前。7个非洲国家被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列入“有着显著的达到或者超过7%增速潜力的国家”。然而……非洲1965~1990以来人均GDP都没怎么增长，许多国家甚至是负增长，其中还包括上述被寄予厚望的几个国家（也是real心酸）。
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非洲在自然资源上可真的称得上是一个“富饶的大陆”，按理说非洲就应该保持自己优势继续向前才对，怎会突然（尤为怪异的是在独立之后）想不开转身掉入“贫困陷阱”呢？ 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非洲经济发展的阻碍到底在哪里呢？
我先简单说说我所知道的有关观点，然后重点讲一下题主感兴趣，也是个人认为对独立后的非洲影响最大的制度因素的影响。
一、地理假说。地理假说强调气候等地理因素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Gunnar Myrdal就曾经写道，“气候对各种形式的生活都有着强大的影响，而对不发达国家的问题的研究应该考虑气候的因素及其对土壤、植被、动物、人类和自然资产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对所有经济发展的环境的影响。” 说得好有道理的样子，然而这对题主的问题来说算不上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在人类文明的演化历程中，对于同一个地区，地理因素的发挥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这无法解释非洲在近代以来的“退步”。于是，White（1962）等人提出了“北方转移假说”（The North Drift），指出，虽然地理环境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温带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增强了，而赤道地区丧失了优势。可是，Daron Acemoglu将温带迁移与殖民地经济发展”大逆转“时机进行对比之后发现，非洲经济发展出现逆转在工业时期，而非欧洲农业技术扩展开来的时期。连时段都不重合，温带转移假说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没有多少发言权了。
二、生物基因。Ashraf&Galor曾经发表过一篇极（被）具（骂）争（很）议（惨）的文章，试图从人类基因多样性的角度上回答各地区经济表现的差异。作者提出，在远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过程中，随着迁移路径的增加，基因多样性会逐渐降低，而基因多样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基因多样性越高，人群中创新的可能性越大，使得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利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基因多样性越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越少，又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在两种影响共同作用下，基因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影响呈开口向下的拱形曲线。这就解释了基因多样性水平太高的非洲为何经济表现不佳。然而，由于此文的假设过于简化，数据不完整，定义跳脱等硬伤，这一观点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和批评，我的同学 也对此做了驳斥性的检验，总之这个假说也不太靠谱。
三、自然资源。按照贾德·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的观点，自然资源对于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非洲大陆是南北走向，不同纬度之间存在着自然环境差别，因此即便某地创新了一项科学技术（比如农业技术）也根本不便于推广至其他地区，从而生产技术的传播速度被大大延缓；另一方面，尽管非洲的动植物资源丰富，但可被驯化的并不太多（总不能驯化一头犀牛去耕田吧？），很多生产活动都只能通过人力完成。刀耕火种和迁移农业的生产力你懂的，导致非洲的农业生产水平始终落后于欧亚，一旦天公不作美，或是人口增长快了些，饥荒就会爆发。当工业化的班车到站，其他国家借助第一产业的支撑总算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反观非洲……还在愁粮食不够……
四、 生态特征。去年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一篇文章“The Efeect of the TseTse Fly on African Development”就探讨了非洲采采蝇对非洲农业和制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其实也是间接影响了制度，所以亦可理解为制度作用）采采蝇是一种只被发现于非洲的昆虫，它们吸食脊椎动物的血液并传播锥虫病，恰好采采蝇盛行之地处在农耕条件优良的地区，而采采蝇对动物的吸食导致大量牲畜患上致命的传染病，导致所在地区农业生产力低下，不得不实行奴隶制度来强制使用劳动力。不仅如此，由于野生动物的免疫力更强，采采蝇盛行的地区往往使得当地延续了狩猎和采集的生产方式，较高的流动性让集权国家更难以建立。为此作者使用了历史上的采采蝇适宜指数（TSI）与政治集权和土著奴隶制两种政治制度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证实了作者的观察：TSI升高，使用奴隶制度的可能性更大，政治集权的可能性更小。
五、 制度假说。有关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非洲殖民历史与奴隶贸易对其政治经济的长期影响上，也就是题主所说的欧洲活动的影响。制度假说的基本逻辑是:在缺乏产权保护的国家，人们缺乏生产和创新的激励，而产权保护的缺位往往是政治腐败，行政管理能力低下的结果，因此糟糕的制度与腐败的吏治下必然有糟糕的经济表现。对于非洲来说，由于其特殊的民族和政治问题，制度机构的弱化不利于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壮大，削弱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针对题主的疑惑，我以几个具体的经济史研究来说明吧。
首先，正如题主所问，造成非洲陷入贫困陷阱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和欧洲活动有关？要证明欧洲活动所改变的制度因素确实会对经济发生作用，需要解决反向因果的问题。即证明是制度决定了经济绩效而不是经济绩效反过来影响了制度。Daron Acemoglu 在其制度决定论的开山之作“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里机智地使用了欧洲殖民者面临的潜在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由于潜在死亡率只会影响殖民者对殖民地经济政策的选择而不会影响殖民地本身的经济表现，所以就剔除了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文章中作者使用了三个假设：（1）殖民者的潜在死亡率与移民活动负相关。这个很好理解，如果面临的地区人口稠密，疾病环境恶劣，殖民者移民定居的意愿就会降低。（2）是否移民定居的选择将产生不同的殖民形态。如果殖民者移民到殖民地，他们倾向于把自己国家的“好”制度也一同带过去，但如果移民者不愿意移民，那么建立“资源汲取型”的制度便是其最优的选择。（3）制度具有驻存性。早期制度可以驻存很长时间，即便是在殖民地独立以后，由于建立全新制度和相关配套设施会带来高昂成本，新的统治者往往倾向于沿袭旧有制度。省略掉复杂的计量，文章的基本论证思路如下：
通过实证分析，作者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一旦控制了制度差异，之前一直被讨论的其他因素（比如宗主国、法律、宗教等）的作用顿时就不明显了，说明殖民活动对非洲经济的影响更多通过制度作用而实现的。
于是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殖民与奴隶贸易时对非洲制度的影响通过何种渠道实现？这种影响又是如何持续到了现在？
Daron Acemoglu在他的另一篇文章，“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里指出，与工业化机会的互动是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作者先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新大陆”殖民地在被殖民前相对贫困，近代以后却越来越繁荣，而非洲、亚洲为代表的殖民地恰恰相反，过去相对繁荣的地区现在却相对贫穷。通过对这两类国家城镇率演化轨迹的对比，作者发现“逆转”发生在工业化时期，为此作者做了检验：将人均工业产出对制度变量与工业化机会变量的交叉项进行回归，发现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制度的逆转”是通过影响工业化进程进而导致“财富的逆转”。
将这两篇文章的逻辑梳理一下，即是说，对于非洲这样的过去相对繁荣的地区，其稠密的人口使殖民者面对的潜在死亡率较高，但因为非洲可以提供大量可供奴役的免费劳动力，再之经济本身发达，殖民者于是倾向采用奴役劳动攫取资源的政策，建立起“汲取型”制度。到了早期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需要广大的普通民众参与投资，而保护产权的制度明显更能保障人们的投资安全，吸引大量的民众投资。相反，在汲取型制度下，少数精英害怕大众威胁其既得利益，进而阻碍工业化进程。
Nathan Nunn在“Historical legacies: A model linking Africa’s past to its current underdevelopment”里也强调了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Nunn看来，连接非洲昨天与今天的，是殖民政策和奴隶贸易对产权制度的冲击。他构造了一个产出的多重均衡模型，将经济的参与者区分为从事“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两类人。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由于非生产性活动者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却要求分配社会产生的财富，因此会给生产带来负外部性。在非洲的前殖民时期，非洲所拥有的均衡产出处于较高水平，但被殖民之后，多了很多非生产性活动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纳什均衡将从高产出水平降低至低产出水平并维持下去。
如图，τ代表殖民者榨取对殖民地生产活动和资源的攫取程度，x代表非生产性活动者的比例。因为殖民者只能对进行生产性活动的生产单位征税，对非生产性活动者来说，殖民者的“榨取”影响有限，所以τ越大，进行生产的成本越高，当τ足够大时，将会由一高一低的均衡变成只有低产出的一个均衡。
许多的研究和证据表明，制度作用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是民族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腐化。非洲本就是民族最多的一个大洲，民族成分复杂，语言不统一。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已经形成了若干的独立国家，随着各民族交流的增加，也渐渐出现了使用统一语言的趋势。但随着殖民者采取了“分而治之”与强制同化政策，具有相同语言、风俗的地区被迫分离，不同的地区被强制性划为一处，（从现在非洲地图上边界的整齐程度就可以看出历史上的“瓜分”痕迹是多么明显）这样一来，不仅许多统一民族被肢解，统一民族语言的进程被中断，而且各个民族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增加，政治不稳定加剧，起步不久的改革被迫停滞。 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防范助推了奴隶贸易的猖獗。插播一句，记得有个问题是问奴隶贸易时非洲人民都在干什么，为何不反抗。问题的答案其实挺好笑的，那就是奴隶贩卖运动中，为了向欧洲人换取防身的枪支，大量的非洲人都在忙着抓奴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被抓去当奴隶了之后，个人自卫的需求更加急迫，于是人们都希望抓更多的奴隶去换取武器，最后变成了一个“gun-slave cycle”，整个一恶性循环……事情到了多么疯狂的地步呢，举个栗子，人们不仅欺骗和绑架自己的亲人，连王公贵族都不放过，在刚果，贵族和国王的亲戚就都被绑架了。一些地区的法律机构已经腐化到将司法惩罚改变为强制奴役，将奴隶作为贡品换取一时的和平。据学者杜波依斯估计，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了1亿人口，而杜加斯的估计更高，达到了1.5亿。
Nathan Nunn曾对奴隶贸易的长期影响做了一个实证分析，使用各国距离奴隶需求地的海上/路上距离作为奴隶出口强度的工具变量，与代表现代经济表现的真实人均GDP进行回归后发现，发现国家奴隶的出口数量与其后经济发展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即现在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往往是当年出口奴隶数量最多的。随后作者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控制了地理、伊斯兰教徒占比、法国法律渊源及自然资源等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
奴隶的出口数量与其后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结果如下图所示：
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作者实证检验了奴隶出口与民族分化和政治分裂的相关关系，均得到了相关关系。（见下图）即：大量的奴隶贸易会导致民族分化和冲突，阻碍经济发展和改革，也弱化了国家机制的作用，因此负面影响在非洲各国独立之后更加明显，因为这时殖民前的政治结构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突然增加，而出口大量奴隶的国家往往政治分裂动荡，机构腐化。
民族分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是不可小觑的，这也部分解释了题主为什么制度“难以改变”的表述。William Easterly & Ross Levine（1997）曾针对撒哈拉地区的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发现，跨区域的民族差异对跨区域的政策决策、政治稳定程度以及其他关乎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起到了显著作用，因为民族多样性更加鼓励寻租行为，并且让公共品的供给政策更难达成一致。数据显示，民族的异质性越高，会引发更高的黑市溢价，导致更差的金融发展，更匮乏的基础设施和更低的受教育水平。Alesina & Drazen（1991）认为，民族的冲突和战争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消耗性的利益争夺更是会推迟和平局面的到来，因为先同意停战的一方总是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因此双方都不愿意先妥协。Persson, Roland, 和Tabellini （1997）提出，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分离会产生“公共池”（common pool）问题——每个群体都会死死抓住池里自己的那一份利益直到把水池消耗殆尽为止。能缓解公共池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制衡（checks and balance），而对于民族分化的地区来说，有效的制度牵制是不容易实现的。Shleifer & Vishny（1993）则研究了民族分化对腐败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每位独立的受贿者不需要考虑其他政策制定者的寻租策略，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就会共同导致一种不协调的的寻租策略。
Mauro（1995）对腐败作用于经济的渠道（channels）进行了识别并对其影响程度做了量化。使用了67个国家1980~1983的BI指数（衡量行政与司法体系腐败程度）与人均GDP回归后发现，官僚体系的效率与经济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如果，作者发现，在一阶和使用ELF（民族分化指数 ）作为工具变量的二阶回归中，腐败与投资都呈现明显负相关关系，借助其他手段进行稳健性测验，控制住其他可能影响投资的因素之后，结果依然robust。据此作者认为，腐败程度会降低人们对于每单位投资边际产出的预期，进而抑制投资率。
这是BI指数与人均资本的关系：
这是BI指数与投资：
回顾以上的研究结果，欧洲活动对非洲的制度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汲取型”殖民制度对非洲产权保护的破坏和“分而治之”、奴隶贸易等殖民活动对非洲民族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政局不稳、政治腐败的作用之上。制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独立之后的非洲，即便有着被看好的巨大发展潜力，却仍没有跳出贫困的陷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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