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马克思的末日预言
先从这本书，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讲起。
众所周知，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托马斯指出，在马克思时代，大量工人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封建制度下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工人们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进入大城市的好处又在哪里？
然而道义并不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出发点也从不是道德批判而是唯物史观——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托马斯将马克思的末日预言提炼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但始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分析依据：如果资本收益率稳步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如果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导火索；同时资本无限积累并扩大再生产，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并不能提供多余购买力——这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上述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更详细的解释看这篇文章：
然而在马克思时代，收集庞大的数据佐证和严谨的数学推导似乎是一种奢望。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使用了一家纺织厂的账本，他说这是账本主人转让给他的。纵使账本显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总量与一年总产值的比率非常高，已经明显超过了10，这种水平的资本/收入比的确令人震惊。然而一个账本可以具有代表性，却无法使经济学家们满意。马克思也是1820~1860 年英国议会报告的忠实读者，他用这些报告来证明工人的悲惨、车间的事故、糟糕的卫生条件和资本家普遍的贪婪。马克思甚至以非常印象派的方式，尝试使用遗嘱认证的统计数字，以表明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财富的急剧增加。
问题是，尽管马克思有这些重要直觉，但是在那个年代，想获得全面、科学的统计数据太过虚幻。不像我们现在敲敲电脑，全世界重要数据几秒钟就弹至桌前，马克思做不到，各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收集、整理、统计相关的经济数据那都是凯恩斯时代的事了，这就是他注定的时代局限性。西方经济学者诟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多从其缺乏坚实的数学基础出发的，然而讲道理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型与十九世纪中期，他的数学水平在当时整个经济学研究中是处于平均水平的，只不过西方经济学“枝繁叶茂”后继有人，后人如列宁、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哲学上，所以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再拿到当今学术界来看，就显得有些陈旧了。而托马斯·皮凯蒂的书既然敢叫《21世纪资本论》，无疑是用了当今学界最先进的数据和数据分析来诠释这个问题的，虽然他对于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是他书中扎实的数据和详实的分析完全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写下完美的注脚。
《21世纪资本论》主要基于两大数据：一类是关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数据；另一类是关于财富分配和财富——收入关系的数据。数据的来源是基于全世界30余位顶尖学者共同努力所建立的世界收入数据库——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演变过程的最大的历史数据库。
二、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r>g
托马斯·皮凯蒂认为，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促进财富趋同力量——也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力量，比如教育的普及、技术的进步、累进制税率的推行，然而，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书中所研究的，主要是财富不平等的分化力量。
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根本力量，就是这个贯穿全书的重要的不等式：r>g。这里r 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人，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从宏观角度来看，资本收益率是高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越有钱的人、资本越多的人，就能从经济发展中享受到更高的收益。经济增长多出来的蛋糕就那么大，资本分到的多了，只能凭借劳动的穷人分到的自然就少，贫富差距就是这样慢慢拉大的。
资料来源:
可以看出，无论是世界还是法国，资本的收益率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远高于经济增长。r在长时期内都高于g，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纵观人类发展历史，资本收益率至少是产出（收入）增长率的10~20 倍。随着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降低，这一差距将更加扩大。
从微观角度上讲，私人资本的收益率r在长期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增长率g。不等式r>g意味着过去的财富积累比产出和工资增长得要快——这就是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根源。长此以往，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而劳动者凭借着缓慢地工资增长根本无法完成财富的积累，资本可以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
理论上来讲，发展过程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人类劳动、技能和知识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要。而从历史上来看也是如此，马克思的“末日预言”为何没有实现，就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使蛋糕越做越大，底层人民也能享受到更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果实——虽然不平等是加剧的，但是改善的生活境况会大大削减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从历史上看，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造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次低谷，西欧各主要无产阶级党派在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后（议会席位或部长），纷纷倒向帝国主义政府，工人阶级则在一战中成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则是在经济最不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第三次科技革命至今，更是造就了大量的“脑力劳动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这些人究竟算不算是“工人阶级”，是否具有革命性，依然是当今左派争论不休的话题，连这个都还没讨论清楚更遑论共产主义运动了。
然而历史上又一次例外，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此时大工业生产下的无产阶级刚刚形成，还不存在自觉性、革命性以及指导他们的科学理论。此时资本家可以肆无忌惮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利益。托马斯的数据库表明，整个工业革命时期，纵使技术进步带来了生产率史诗般地飞升，然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连续半个世纪下降。英国学者罗伯特·艾伦就把类似于此时的工资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称为“恩格斯停顿”。相应的，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35%~40% 增加了10个百分点，达到19 世纪中期的45%~50%一一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技术进步的福利都被资本和资本家所独享了，劳动人民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生活水平都处在每况愈下中——正是于此时，马克思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并着手写作《资本论》。
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里，经济增长全部流向了资本利润，而客观上已经非常可怜的工资却停滞不前。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认为万恶的资本家绝无挽救的可能性，资本主义迟早要完。其实要细究的话，他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确实死了，完全通过剩余价值剥削而占有100%技术进步带来的边际效益提升的资本家们几乎死绝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运动反而变相地为资本主义续了命，资本家们开始领悟到要同工人们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不是让永无止境的贪婪成为自己挖好坟墓。
托马斯认为，马克思描述了一种“一种真实的困境”，而避免马克思“末日预言”的唯一逻辑出口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有生产率和人口的永恒增长才能补偿新资本单位的永恒增加。否则，资本家的确在自掘坟墓了：他们要么在阻止利润率下降的绝望战斗中相互毁灭——必须通过新的殖民地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永恒问题（德国和法国在1905年、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为争夺最好的殖民地而兵戎相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要么强迫劳动者接受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小的比重，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因而资本被全面没收（在某些国家曾经实现了）。
总而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书中从头至尾都在强调的以r>g公式表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完全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甚至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完善、越“正统”，r>g的趋势就越明显。
可以这样说，经济发展可以掩盖一切问题。然而当今世界经济低迷，依然没有从08年的金融海啸中走出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矛盾必将愈演愈烈，这是我们在未来必将面对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占领华尔街运动）
三、收入不平等：劳动与资本
先看三组数据：
资料来源:
如果看那些百分数有点眼花的话就直接比较基尼系数好了，在劳动收入不平等较低的社会里——如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基尼系数为0.19，而最高的极度不平等——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出现，预测2030年的美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也只有0.46。为什么我要说“只有”，来看一下资本的不平等：
资料来源:
当只考虑资本时，低度不平等的理想社会不存在，而中度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同样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欧国家），就已经达到了0.58——已经超过了极度不平等的劳动收入。而再往上的不平等度，分别为0.67、0.73、0.85。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出，所谓的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纺锤型社会”就是一个虚构的神话。
综合考虑到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总收入不平等如下：
资料来源:
可以看到，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温和不平等”，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是“极端不平等”，资本一己之力拉高了整个不平等的水平。在所有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甚至一般不超过5%。而上层阶级：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 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底层的50%人口仅占2%）。
我们只是说这是“不平等”，而并没有说这是不是“公平”，因为是否平等是可以从数据上显而易见的，是否公平则有不同的哲学、伦理学解释。而托马斯·皮凯蒂认为，现代民主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指明了他的价值观，也就是宁可多一些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而少一些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这样也可以鼓励所有人努力奋斗、创造价值——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应有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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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根据r>g这一定律，国民收入增长这块蛋糕中，有多少被最富阶层瓜分了呢：看上图，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度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 世纪70 年代的30%~35%，上涨到21 世纪伊始的45%~50%一一提升了15 个百分点(见上图) 。而在这归入前10%人群的15%增长中，大约11%，属于那"1%" （即那些在2010 年收入超过352000 美元的人群），这其中又有大约一半归属于那"0.1%"，即年收入超过150 万美元的人群（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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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贫富分化、资本集中的加剧，不但反正在所有人口中的“10%与90%”中，同样发生在top10%中的“1%和9%”中。事实上，资本不平等已经无法逆转，我们不得不悲观地发现，当今社会最富裕人群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收入的人永远无法企及的。——这是否违背了民主的初衷？作者认为是的，而这种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放到最后部分集中讨论。
资料来源:
最后再来看一下新兴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红色的线是中国。因为在1980年之前，中国劳动收入（工资）几乎绝对平等，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私人资产，所以具有统计意义的只有这一节短短的红线。虽然中国不平等指数相比于其他新兴国家是最低的，但是加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以及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
四、徒劳的政策
可以看到，资本如一头洪水猛兽，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永远按照r>g的规律永恒地吸取全社会发展的成果，那么有哪些经济、政策措施可以限制疯狂的资本呢？
第一，通货膨胀。似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当钱不值钱了之后，肯定是对钱多人损害大。像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可供贬值的积蓄，自然就平安无事了。然而事实上，历史上各国通货膨胀从未成为调节财富分配不均的有效手段，反而甚至会成为了掠夺人民财富、薅羊毛的手段。首先，富人总有有效的手段购买保值物品、规避资本风险，无论是公司股票或黄金、土地；而中产产阶级和有少量资产的平民往往会在一次恶性通货膨胀中变为赤贫阶层。其次，通货膨胀机制不能无限制地运行下去，通货膨胀一旦成为常态，贷款人就会索要更高的名义利率，物价的上涨就不能再取得预期的效果，工资的增长往往是滞后性的、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即便是一无所有的最底层人民，生活质量也会受到损失。此外，高通货膨胀往往有自加速的趋势。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后果可能很难控制，某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可能大幅提高，而其他人则不然。在法国，从1945 年到1948 年，通货膨胀连续4 年超过50%，虽然这实际上将公共债务削减殆尽，但是，数百万的小储户被洗劫一空，而这也使得20 世纪50 年代持续的老年人贫困问题更加恶化。在德国，物价在1923 年增长了1亿倍。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在此期间遭受了永久的伤害，并成为了纳粹上台的动因之一。
第二，公共资本。就是用国有的、社会所有的资本取代私人资本。既然资本可以无限制加速增长，那么把扩大国有资本，让全民共享资本收益，国安民乐，岂不美哉？事实上，在罗斯福新政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各主要国家确实有一段时间大力发展公共资本，也使得当时全国贫富差距达到最低水平（参见上面美国那张图的低谷）。然而1980年过后，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导下，最近数十年来公共资本在国民资本中的比重急速减少，私人资本急速增加，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净公共财富在1950~1970 年曾达到总国民财富的1/4 甚至1/3 ，而今天仅占几个百分点（公共资产勉强能覆盖公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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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个别国家的公共资产为负数，就是一无所有全都是国债了。
第三，累进制税率。简而言之就是对富人多征税、对穷人少收税甚至补贴。然而这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作者悲观地指出，西方国家的“累进制税率”不如称作为“累退制税率”——越富的人需要承担的越少。自198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收人累进税的大幅下降（两国都曾经是二战后累进税的引领者），也许能够解释超高水平收人的增加。同时，在当前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开始增强，这让许多国家免除了累进所得税中对资本收入的征税。欧洲的情况尤其如此，那些相对较小的国家早已被证实无力达成协调的税收政策。其结果就是无休止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导致降低公司税的税率，免除对利息、红利和其他金融收入的征税等，而其后果都要由劳动收入来承担。后果之一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对顶层收人者而言，税收已经变为累退的。例如， 2010 年对法国税收的一个详尽研究考察了所有的税收形式后发现，整个税收的平均税率随着收人等级是下降的:收入分配底层的50% 人口，其税率为40%~45% ;往上的40% 的人口，其税率为45%~50%；然而，收入顶端的5% 甚或1%，其税率却更低：收入顶层0.1% 的人口，税率只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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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总要提1980年这个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有一个苏联狐假虎威地摆在那里，同时全球共运成为了悬在所有资本家和西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乎各种讨好工人的福利政策、增加工会权利的法案，以及严苛的累进制税率、相应的大资本管制政策纷纷出台，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降到了最低水平。然而随着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全球共运退潮，英美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上台，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推行。可以看上面的图，贫富差距的拐点、累进制税率的拐点、私人资本增速的拐点，全部在1980年。
在这个“累退制税率”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作者表示，只有外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才可以解决世界财富在r>g的漩涡中愈陷愈深。但即便如此作者也并不认同如共产主义革命一般对所有原有制度推倒重来的做法，但是就目前来看，能够给资本主义以外部动力、自我改进的，似乎只有“灭亡”的危险才能让资本家们甘心吐出嘴里的骨头。
五、价值观的撕裂
除了r>g这一条“铁律”外，资本还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增”这一不寻常的趋势。总所周知，边际效益递减是一条经济学定律，然而这条定律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在资本投资领域确是失效的，在资产管理中出现了永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即资产规模越大，平均收益率就越高。
通俗点讲，你有一两万块钱，大概也就能放到余额宝赚年化2%的利润；绝大多数银行理财产品都是有门槛限制的，平均5%收益的至少5-10万起购；当你的资产超过百万时，就会有更优质的理财产品供你选择，包括房地产等实业投资——这在资本没有达到一定数额时是无法做到的；如果再上一层楼，就会有专业的理财团队替你打理投资，优厚的收益可供投资者做一个彻底的“食利者”；当你动用几亿资产去寻求收益时，全世界最诱惑的机遇都将摆在你面前，成倍的收益率绝不是想象。
可以想象一下，资本收益不但是高于国民收入/经济增长的，而且在资本收益内部，大资本的收益也会碾压小资本，贫富差距也会呈几何指数增长。那么争论就来了，资本收益率线性递增与在实体经济中投资的线性递减是相悖的。基于此一些经济学家批判，这是大资本具有特殊的“权势地位”造成的，就像“政治权力”不平等一样，是“不公平”的，是为“民主社会精神”所不容的。
然而支持者认为，比如说我请律师，花5000块请的律师肯定没有五百万的律师水准高；我看医生，专家号也比普通号贵。我肯定是花大价钱享受到优质服务，市场经济的自然之理。理财产品的收益也可以等价为服务质量，那肯定越贵越好了，不然这对于富有者是不是就是“不公平”了呢，这就是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啊。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里已经出现了“民主社会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割裂。再来看另一个典型的事例。
人口增长除了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相对实力带来影响外，还与社会不平等状况具有重要联系。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时，强劲的人口增长往往能发挥均等化的作用，因为它削弱了继承财富的地位一一每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联想一下汉武帝的“推恩令”，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十几个儿子一起分家产，分个几代，贵族和平民区别就不大了，竞争环境也就相对平等了。然而我们面临现在的境况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锐减——甚至不少国家出现了负增长。经济越发达、收入越高，年轻人生育愿望就越低；孩子越少，继承的财富就越多（而且是父系、母系双方积攒的财富）。越有钱人生的越少，生的越少后代就越有钱，我们在贫富差距中似乎进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资料来源:
如上图所示“在1970-1980 年出生的人，其中12%-14% 的人拿到的遗产数额会超过收入最低的50"10 的工人的毕生劳动所得。”
资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将高于产出的增长率。这样一来，过去积累的财富要远比未来的收入所得重要得多。那么，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奉为金科玉律的普世价值：“人生来、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平等的”，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很明显，就从继承的财富来看，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西欧资产阶级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社会崇尚“出身、门第、血缘、世袭”的价值观，认为好吃懒做的封建贵族早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这个世界属于锐意进取的资产阶级。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也确实得到了很好地实践。然而当资产阶级历代地财富积累，形成了如今新一代的“食利阶层”，那这一价值观适用么？也确实有很大的批评声音，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更多的是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像美国，经常批判“老欧洲”，标榜自己的“美国梦”，认为个人努力和素质是关键之所在，不像那群臭烘烘的欧洲遗老，躺在祖爷爷的庄园上过日子。
但是，这样的批评就会触及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金科玉律是资本主义的“第一天条”。既然承认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凭什么子嗣不能继承我的遗产，凭什么我的努力、我的成就不能惠及我的子子孙孙？新保守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齐克就指出，我们继承的基因就是不平等的，有人聪明、有人笨；有人勤奋、有人懒；有人漂亮、有人愁。那么继承财富也是一样的，凭什么不可以，这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这就是市场经济。
好了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自由价值观”和“民主价值观”的冲突，虽然说他们同是在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一框架之内，但是看起来大相径庭。还有其他的冲突，比如说民主讲究少数服从多数，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需要一个“总体意志”；自由派则认为去他娘的“总体意志”，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个体，个人意志神圣不可侵犯，你管我干什么了。原旨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道德式立法”，比如开车不系安全带之类的，认为我不安全撞死了是我的事这是我的自由；而民主派则要求一个社会的秩序、规范、道德的限定。所以，列宁同志说过：“自由派和民主派早晚要分道扬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现实社会的情况是这样的：大部分崇尚精英主义的人都认为巨额薪酬差距是正当的，因为由薪酬造成的贫富差距据说要比由继承财富造成的差距更具合理性。因此未来的世界可能会揉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家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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