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王伟宜，民办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这篇文献根据陆学艺研究组提出的划分，把社会阶层分为十类：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2、经理人员，3、私营企业主，4、专业技术人员，5、个体工商户，6、办事人员，7、商业服务业员工，8、产业工人，9、农业劳动者，10、城乡失业（半失业、无业）者。各阶层占总职业人口（包括失业者）的比例根据陆学艺的调查得出。
作者抽样调查了34所高校，发放了9000份问卷，计算了这些阶层的辈出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该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分别为：
3.93、2.52、5.93、2.67、2.37、0.84、0.51、0.76、0. 59、0.47。
辈出率最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5.93）是最低的无业失业者阶层（0.47）的12.6倍，是工人阶层的7.8倍，农民阶层的10倍。
换句话说，企业主子女比农民子女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要高十倍。
以上是高校整体比例，重点高校中的比例则是：
5.46、2.39、4.26、3.62、1.50、0.94、0.38、0.76、0.64、0.33。
这类研究有许多，2013年，这位王伟宜先生又做了一次同样的计算，而且一口气计算了1982、1990、2000、2010年的数据，查阅了8000多份学籍卡。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王伟宜，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
这次作者将十大阶层简化为六个：1、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人员，3、办事人员，4、商业服务业人员，5、产业工人，6、农民。各阶层占总职业人口的比例由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得出（由此导致了该研究得出的比例与05年的十分不同）。
作者发现，2000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 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 倍。
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30.1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 倍。
尽管有所下降，差距依然很大。而且作者推测，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的选择了出国，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当然这有待数据的证实。
在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子女，上重点大学的概率就是工人子女的30倍呢？
有两种可能的解答：
1、前者所拥有的优质的教育环境、家庭环境，使得他们比后者更能获得优良的学习成绩。
2、前者的父母，之所以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由于他们有着天生的基因优势，这一优势遗传给了子女，使得他们也能获得较好的成绩。
当然，答案应该是两者的混合，但到底哪种因素更为重要呢？
1994年，美国的两位学者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正态曲线》，试图证明白人与黑人间存在着明显的遗传性的智商差异（即黑人中高智商的比例更少），而且不能因提供更优质的教育环境而消失，因此对黑人（以及低智商白人）的赞助性政策纯属浪费社会资源，助长低智商基因的扩大，没有必要存在。
对本书部分内容的概括见：《种族、基因和智商》，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2期。
实际上，在我国（比如我校＝＝），持这类观念的人也绝不鲜见，只是可能没有这么充分的理论支持而已。
在其中，作者引用了以往的研究说明，遗传因素在智商测试中占40%——80%的比重（这些研究我没看过，不知道具体的计算方法），平均60%。也就是说，在学业中，遗传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与其额外提供社会资源，改善大多为低智商的底层的教育环境，不如把资源直接交给高智商的高分学生，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
那么，“遗传更为重要”这一点是否成立呢？我又接着搜索了一下文献。现在不能再偷懒搜中文文献了，美国人做的研究，反驳只有在美国人那里查。
于是我找到了：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ifies heritability of IQ in young children.
Turkheimer E, Haley A, Waldron M, et 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 14(6):623-628(6).
以及
Emergence of a Gene ×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action on Infant Mental Ability Between 10 Months and 2 Years.
Elliot M. Tucker-Drob, Mijke Rhemtulla, K. Paige Harden, Eric Turkheimer, David Fask.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2(1).
至于更多相关主题的研究，由于时间有限我就先不查了。
这两篇文献说了啥呢？
简单地说，就是作者利用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特性计算了遗传因素在IQ测试中的比重，以往研究中得出的比重应该都是这么算的，只是这位作者收集了更全面的数据，调查了更多低SES（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双胞胎的样本，这部分数据在以往的研究中比较不足。
在2003年的文献中，作者调查了数百个7岁双胞胎，让他们做IQ测试，然后计算双胞胎间的成绩相似度，最后得出：低SES家庭的同卵双胞胎的IQ相似度为0.68，异卵双胞胎为0.63；高SES家庭的同卵双胞胎为0.87，异卵双胞胎为0.51。
重点来了：研究者一般都假设，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相似度为100%，异卵双胞胎的基因相似度为50%，而双胞胎共享的外界环境的相似度为100%。因此，同卵双胞胎0.68/0.87的IQ相似度就是由100%的基因相似以及100%的共享环境相似所构成，异卵双胞胎0.63/0.51的IQ相似度就是由50%的基因相似以及100%的共享环境相似所构成。
因此，在低SES家庭中，同卵、异卵双胞胎那0.05的IQ相似度差异，就是由那50%的基因相似度差异导致的，因此，100%的基因因素构成了IQ成绩中的0.1，即10%，共享环境因素则占58%。而在高SES家庭中，基因因素则构成了IQ成绩的72%，共享环境因素只占15%，其余为非共享的个人环境因素。
结论就是：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个体间的基因差异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而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基因优势则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使基因差异占更大的比重。
举个例子：你和你兄弟出生在穷人家庭，你天生就有音乐天赋，你兄弟没有，然而由于家里没有钱培养你学音乐，因而你最终很可能和你兄弟一样，并没有什么音乐成就；相反，如果你们生活在富裕人家，你的音乐才能就能得到培养和发挥，最终你的音乐成就就远远地高于了你兄弟。
2011年的文献就是在10月大幼儿和2岁儿童上又做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过程就不细说啦～
实际上，这一研究也间接证明了另一个结论：从社会整体上研究基因与环境各占智力的多大比重，本身就是个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因为，甚至连遗传基因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本身，都是由环境、由社会阶层决定的。
并且，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验证：
《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影响》，胡雯 等，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 2008 年，撒内汉等人研究了社会资本、DRD2 基因和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使用了全国青少年健康调查的数据和定性比较的分析方法。不论对于白人男孩还是黑人男孩，DRD2 基因的风险都能降低他们升学的可能性。社会资本通过和DRD2 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了青少年升学的机会。特别是，对于白人男孩和黑人男孩，如果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并且父母经常参与他的学习活动，同时学校教学质量较好，那么，DRD2 基因对升学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抑制。”
“ DRD2基因和MAOA 基因的遗传影响是有条件的，它们与家庭过程、学校过程和朋友网络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在每一项相互作用中，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网络能够发挥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效应，那么遗传变量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相反，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控制较弱，那么遗传变量对越轨行为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
总之，种种研究表明，外界环境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基因差异，但基因的作用能否得到发挥，仍然依赖于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相对于遗传，环境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绝不能否认——占中国职业人口70%的工人农民子女所面临的竞争劣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所致。所以，我们也就绝不能否认——改善他们的教育环境、使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加公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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