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这位校友,还是刘本人,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学识渊博,言谈之间旁征博引,至于他们论述的东西,我能够理解他们在讲什么,也看得懂他们论证的过程,但是还是不太懂他们到底“想”讲什么,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似乎跟我的知识基础和知识结构带给我的启示不一样。毕竟我读书少,搜到校友的豆瓣读书时那么一排大部头真心把我镇住了,而校友每篇文中都挡不出的才气更是令我炫目。
5月21号,我把共识网采访刘的文章链接发给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学长看。当晚我们面谈了一次,他问我,以你现在的水平,能不能像邓晓芒对刘小枫那样,分析一下他的学理。我非常坦诚地说,不能。我接受不了他的结论,但我还没弄懂为什么。是被TG洗脑多年毒奶还没挤完还是别的原因,我自己也不清楚。你知道的,我非常擅长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毕竟昨日之我实在太搓。学长笑了一笑没继续这个话题。
6月9号,校友回答了一个”古罗马灭亡的根本原因有哪些?”的问题。经过两个月对我能找到的她所有发言和豆瓣&QQ空间文章的观察,我发现这篇文章已经不能再带给我任何震动感。校友在这个问题的回答里一如既往地歌颂了基督教共同体和封建制度,严厉抨击了科层制的大一统吏治帝国,指出“末人的泛滥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生育率的下降——这是迷恋科层制的大一统吏治社会必然命运。西罗马如是,东罗马如是,奥斯曼如是,俄罗斯如是,中华帝国亦如是,凡帝国末季殆无例外。”
这句话让我悚然一惊,末人二字一下子令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他们到底想说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让我感到极度懊悔,这个结论我本应在5月21号就得出来的,因为那篇采访里已经明明白白提到了——亨廷顿和福山。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第三章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普世文明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现代化之所以在西方社会率先出现,是源于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另有一点亨廷顿没有明确说出但我认为在文中已然可以看出的一点即: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皆由其支撑的基础——封建制度。
亨廷顿对“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对这一论点明确表示质疑。然而无论中西,我们总能看到有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不但相信西欧社会的这些特点带来了现代化,而且相信离开了这些,不可能有现代化。这就是我在这位校友的文章里读出来的“阿姨学”要点。无怪我这位校友文中时常能见到对东周的追慕、对帝国的嗟叹和对基督教共同体未来在中国必胜的信心,否则便是“路径决定历史,我们只能等待利维坦把阿米巴原虫吞噬云云”。
2014年1月17日,弗朗西斯·福山说:“我认为,民主主义没有代替方案。除了自由民主主义之外,我没有发现近代化终点指向其他方向的证据。收入不平等是全球现象,这是全球化、尤其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体制无关。……至今还没有人有办法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太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和‘是否是民主国家’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并非是否选择民主主义道路,而是民主化的质量有多高。”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固然被不少人批判,但作为一个托克维尔的粉丝,我倒是觉得他这话说得很对。民主化是无法阻挡的趋势,讨论要不要民主化我觉得毫无意义。问题是,为什么民主化的质量不同?是在于没有亨廷顿提出来的那些因素吗?我们是否真的除了全身心的接受基督教之外,就只能如刘所说“如果不能采用直截了当的帝国主义辞令,就只能实施代理人统治,但实质不变。只有在各邦自治能力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世界才能不需要帝国主义。如果地方性邦国的合法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世界,那就有必要回到奥古斯汀和但丁的帝国理论。帝国理论允许而且需要罗马的存在,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这种命运?
校友在一个关于道德的问题的回答里谈到“自西周以来,中国地方分别经历了春秋封建贵族共同体、南北朝佛教共同体、宋明儒教共同体,到了本朝则是基督教共同体孕育而生,不是基督教教义就一定胜过儒、佛多少,而是今日基督教构建共同体最为得力,哪怕政府百般打压,也不曾阻遏得了。历史路径已然形成,知识分子根本无力更改”。我在评论里问她如何看待宋明儒学对佛学的继承,她没有回复我。在另一个关于基督教的提问里,她回答说“历史往往在重复过去,尽管我们并不能独断地说就是这个样子,但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这种趋势”。那么,如果要证明确实存在这种趋势,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证明“历史真的在重复过去”。于是
——帝国的末期一定伴随着整体生育率的下降么?清季如何?对于我的疑问,一位热心的知友告诉我她只是想说“官僚统治必然导致官僚集团腐败,最终导致帝国崩塌。生育率下降只是罗马官僚集团腐败的表现。官僚集团腐败和堕落各国有各自的不同,但最终都表现为失去了立国之初的精气神”。我对这个解释表示遗憾。这种解释根本没有把握到问题的核心所在。
绝对君主制帝国从制度上无法控制官僚阶层的腐败,这完全不需要讨论。问题是,帝国的崩溃是否一定伴随着相同的征兆。这不是细节的纠缠,而是曙光之所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其中一定有不同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从而,可以让人相信,我们还有不一样的路径以走出过去,拥抱未来。地球人的太阳只有一个。但它可以被呼做“sun”,可以被认为是“Apollo”;而中国人说,日。
查了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结果没有伤害我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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